克里斯蒂娃繼承和發展了弗洛伊德與拉康對於主體及其本源的理論論述。 她說：「我們的符號觀與將弗洛伊德無意識觀考慮進去的主體論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24］（P30）為了將無意識整合進語言理論中，克里斯蒂娃將他們的主體理論發展成自己的過程主體理論。

19 世紀末，弗洛伊德提出了「無意識」（活動於某一時間，而在那一時間內我們又無所知覺的一種歷程活動）概念。 他認為，無意識是一個特殊的精神領域，無意識的過程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過程，它不為意識所感知，隱藏於理性主體背後的這種無意識活動常常擾亂主體正常的理性思索。…

「克里斯蒂娃重視語言的固定意義形成之前的所謂的意義生產過程，她試圖通過研究意義生產過程來闡明意義的來源問題，從而實現研究文本符號意義外部空間的可能性。 她認為在構成結構的體系內部存在著被結構隱藏的另一場所，而要想真正弄清意義問題，就必須剖析靜態的符號，從而在傳統靜態的符號內部開辟另一種不同的研究空間，這種空間與符號結構的外部或所謂的他者相關，對意義的產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構成語言的一種必不可少的元素。 對這一空間的重視實質上就是重視語言的一些物質性特征，如語音、語調、語氣等，就是重視語言使用的具體語境，就是強調參與說話交流過程的主體。 而這些對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來說都是語言的所謂異質性特征。 我們知道，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只強調語言的內部， 不考慮語言使用的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不考慮人的主體性。 與此相反，克里斯蒂娃特別重視符號的異質性，認為異質性在決定符號意義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在進行符號學研究中絕對不能忽視這些異質性因素的決定性意義。…

克里斯蒂娃並不否認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在人文社會諸學科發展中的作用，但對其局限之處始終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認為，在符號學研究過程中，只有動態地把握符號系統，才能超越結構主義思想的局限，從而在「結構」生成和變化、在「結構」與外部關係中辨證地把握符號。 符號實質上是主體的意識或知識借助於能指而形成的一種物質載體，必然與人及其存在的世界密切聯系。 因此，我們在研究符號意義生成的動態性特征的同時，還必須致力於將符號學研究的觸角延伸到人外部世界的各個方面，特別是非語言性社會、歷史和文化，從而建立起一門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研究方法——解析符號學。

解析符號學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 克里斯蒂娃曾明確指出，「符號的這種解析理論旨在解析自斯多葛派以來以主體和符號為內容的符號學運作基礎，重新確定符號學的方案。 解析符號學——符義分析——決不滿足於笛卡兒式的或知性行為式的對封閉體的描述……它視表意實踐為多元實踐」…

（四）互文性概念的價值

1. 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超越其一，克里斯蒂娃注意到決定文本意義的不僅僅是語言系統，還有外部世界這個大文本。 社會與歷史並不是外在於文本的獨立因素或背景，它們本身就是文本，是文本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這樣一來，互文性理論就對結構主義者所謂的「文本是一個獨立自足的、離散的語言封閉體」的觀點形成了沖擊。 其二，互文性理論強調現存文本與歷史文本的關聯，而不是像結構主義者那樣排斥歷史，只對文本作共時性研究，換言之，克里斯蒂娃的功績之一在於將歷時因素納入文本符號研究的視野。 其三，結構主義符號學一直認為，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在能指以外存在著一個所謂的先驗所指與能指相對應。 而克里斯蒂娃反對這種觀點，她強調符號意義的非確定性，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無法確定性，意義應該產生於能指之間的交叉、組合和變換及其釋放出來的無數能指關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