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間故事記錄文本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式，這套模式經過反復實踐已演繹得相當成熟，出產了一大批標誌性學術成果，並由此確立了故事學在民間文學體系中的地位。但民間故事畢竟是「講」出來的，而非書寫而成。故事學進一步發展必須突破現有模式，回歸民間故事的本原，以「講述」為考察的中心。

基於此，故事學學者們一直在強調記錄文本應該保持「講述」的風格，但要把「講述」落實到考察層面，即直接以「講述」為研究對象，卻陷入無能為力的境地。敘事學肇始於民間故事的研究，其注重敘述行為、方式和過程的學術取向，完全可以為故事學所利用。借助敘事學方法，深入故事「講述」活動的本體，才能真正破解故事之謎，理解故事之魅力，這也是故事學開辟新天地的唯一途徑。

關鍵詞：民間故事；記錄文本；故事學；講述；敘事學

民間故事作為口頭文學之一種，其基本呈現方式為「講述」。「講述」有著豐富的文體內涵，表明民間故事屬於「特定語境下的話語表演的視聽藝術」，既包括訴諸口頭語言的特質，即「在時間中綿延，借聲音傳播的言語，不是空間中存在的歷歷分明的定型物，而是時間中流逝的綿綿不絕的語音流」，也融合了其在發生過程中的各種非口語因素即行為化的符號表演，此即民間故事「活態」的生存狀況。因此，基於民間故事這一本性之上的研究範式理應迥異於作家文學，但長期以來，故事學成果或是建立在寫定的文本之上，或是挪用作家文學的理論套式。

長期以來，一方面，研究者們紛紛高舉「講述」的大旗，為研究的合法性張目；另一方面，落實到具體分析層面的「講述」卻鮮有人問津。這一悖謬引發了眾多學者關於「講述」缺失的反思，提出了種種基於口頭層面的範式設想，不過，距離具體的操作實踐仍十分渺遠。從故事學現狀看，借助敘事學相關理論方法，是脫離困境的必由之途。

一、記錄文本至上的故事學傳統

民間故事研究存在諸多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是缺乏對民間故事本身的研究。這個「本身」既非民間故事的概念，也不是指民間故事記錄文本，而是民間故事的講述行為和過程。

以往研究民間故事記錄文本，母題、類型、結構形態、異文比較、傳播路徑、文化人類學等範式運用得相當嫻熟，對故事文本的分析細致入微。從鍾敬文先生對故事文本中歷史文化內涵的揭示，到許鈺先生故事文本寫定規則的確立，又到劉守華先生的故事文本跨區域比較，再到劉魁立先生的故事文本結構圖示——「生命樹」的繪制，構成了一條值得炫耀的脈絡。由此可知，記錄文本成就了20世紀中國故事學的輝煌。「記錄文本盡管遠離了現實生活和口頭語言系統，卻更加容易地進入了學術話語系統之中，自在地展開學術歷程。以記錄文本為考察對象，有著與表演理論和民族誌詩學迥異的學術路徑，沿著這條路徑，產生了揚名四海的『故事形態學』『口頭程式理論』和結構主義分析方法。」

的確，梳理西方故事學學術史，與中國的路徑大體一致：芬蘭的歷史地理學派通過異文分析，構建同類型故事演變的生命軌轍；普羅普以神奇故事為依據建立了故事形態學；阿蘭·鄧迪斯運用精神分析學說解讀故事文本；英國功能學派在社會環境中尋求民間故事實際效用；瑞典民俗學家卡爾·馮賽多（Carl Wilhelmvon Sydow）張開社會學視閾，考察民間故事與社區及村落的關係。上述故事學範式無外乎持兩種立場：文學和社會學-人類學。這兩種立場都是圍繞民間故事記錄文本展開，盡管視角和方法有所差異，但都視記錄文本為民間故事的全部。隨著研究的深入，故事學必然從一成不變的記錄文本向真正的民間故事——活態的、講述行為的轉移，民間故事的講述者尤其備受關注。在20世紀60年代，匈牙利學者琳達·德格1962年出版了《故事與社會——一個匈牙利農業社區的故事講述》一書，1995年又出版了論文集《社會中的敘事：以表演者為核心的敘事研究》。其提出以講述者為核心的故事學思想，緊扣故事與講述者的關係展開民族誌式的田野調查，努力還原民間故事講述的實際場景。縱觀歐洲的故事學，「即使引入了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其文本研究的優勢並未放棄，大體上兼容文學和社會學-人類學兩大潮流，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本文刊載於《民族藝術》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