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使用還有一層細致但重要的區別，我用磚頭把窗玻璃打碎了，但我卻不是“使用”磚頭把窗玻璃打碎。我們使用工具等等，使用那些本來就爲使用而設的東西。既然爲使用而設，它們就有通常的用法，就有用得得法或不得法。use作動詞時譯作“使用”，作名詞時譯作“用法”。越是專門爲某種用途而設，越是和其他工具配套使用，用法就越嚴格，這種被使用的東西就有usage。…

低於地面的居所一間間屋子滿是垃圾

丟棄的家具，爐渣，舊鐵釘，

殘損的灰泥，微暗的磷火，廢報紙

在無休止刮過大廳的風中喋喋不休；

穿梭，爬上爬下，從一扇門到一扇門忙個不停，

一盞小燈泡亮著

——現在要滅了——

鎖在里邊的是創痛。…

14、赫爾辛基監督協會

在劫機案審判后的幾年裡，一個新的猶太領導核心開始出現。它和著名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領導的民主運動有更緊密的聯繫，它仍然保持著猶太人的特徵，把注意力放在移居國外上。



美國和蘇聯1975年簽定赫爾辛基協議后，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宗教領袖、民族主義者和不准離境者,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監督小組，監督協定中有關人權的條款在蘇聯執行情況。



這個小組後來被人稱作赫爾辛基監督者或赫爾辛基守望者，它在1976年5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很快又在烏克蘭、立陶宛、喬治亞及亞美尼亞成立了分支。…

洪堡順便還補充説這三重慾望，自然地包含於“德意志民族知識分子的性格”里。[6]這是一種讓步，是謹慎地默認另一種敘事，即認爲知識的主體是民衆這一思想。然而實際上這一思想完全背離了德國唯心主義所提出的知識合法化敘事。諸如施萊爾馬赫、洪堡，甚至黑格爾等人對國家的懷疑便表明了這一點。施萊爾馬赫之所以恐懼狹隘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在科學問題上主導政府的實証主義，正是由於科學的原則本來就不存在於政府部門中，甚至也不間接地包含於其中。知識的主體不是民衆，而是思辨的精神。它不像大革命後的法國那樣體現於一個政權之中，而是體現於一個系統之中。合法化的語言遊戲並非國家政治性的，而是哲學性的。

大學所要完成的偉大職責是“展示整個知識領域，詳細解釋所有知識的原則與基礎”，因爲“沒有思辨的精神，就沒有科學創造力”。…

馬爾康，作為一個城鎮，在中國土地上，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但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也像是進入中國任何一個城鎮時一樣，有一個城鄉結合的邊緣地帶。在這樣一個邊緣地帶，都有許多身份不太明確的流民的臨時居所，也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機構像是處於意識邊緣的一些記憶碎片。流民的臨時居所與這些似乎被遺棄但卻會永遠存在的機構，構成了一種特別的景觀。在這種景觀里，建築總是草率而破舊，並且缺乏規劃的。這樣的地方，墻角有荒草叢生，陰溝里堆滿了垃圾、夏天就成了蚊蠅的天地。這樣的地帶也是城市的沈淪之地。城鎮里被唾棄的人，不出三天立馬就會出現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地方，在中國的城鎮與鄉村之間，形成一種令人絕望的第二種命運景觀。

一個城市如果廣大，這個地帶也會相應廣大；一個城市如果狹小，這個地帶也會相應縮小，但總是能夠保持著一種適度的均衡。…

對談者簡介：

師力斌，評論家，詩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文學》執行主編，北京文學期刊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北京老舍文學院「名師帶徒計劃」導師。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詩刊》《十月》等發表大量詩歌、評論，作品入選《詩歌北大》《中國當代實力詩人作品展》等多種選本。著有《逐鹿春晚——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和領導權問題》《杜甫與新詩》，與安琪合編《北漂詩篇》六卷。…

所謂元敘事(meta narration)，通常被叫做“大敘事”，就是無所不包的敘述，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慣性和統一性。這一術語是由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根據利奧塔的解釋，元敘事或大敘事，確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文藝理論批評中，經常使用這個詞語。這一術語在批判理論，特別是在後現代主義的批判理論中，指的是完整解釋，即對歷史的意義、經歷和知識的敘述。它通過預期實現，對一個主導思想賦予社會合法性。…

在這里，有三個內在聯系的關鍵詞，一是“自由”，二是“創造”，三是“價值”，以這三個關鍵詞為核心，形成“不受強制的自由”、“以偶然性為前提的創造”、“無原則的價值論”，三者構成理解個體生活目的自我理解的核心概念。

“自由”在這里指的是“個體生命”那種不能被歸結為公共生活、被公共生活所消解和替代的“私人自由。它不是指“人類的全體自由”或“社會的或共同體的自由”，而是有著其具體的限定條件的“個體私人自由”。

“個體私人自由”意味著生命個體在一個不受干涉的領域內，“被容許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

厭倦了每天和現實無意義的

交媾。剩餘在體內的各式各樣

慾望，全蜷縮在一張午夜場

被歲月揉皺的入場卷裏

她輕撥青春散亂的額髮

用略顯蒼白的嘴唇，抿住那句

至今仍不願透露的荒謬對白

（再不停止，再過去…

此喻隱藏着最古老的哲學之問——自我和意識的確定性問題。誰會懷疑自己的存在性問題？“我”是真實的存在嗎？會不會存於他者的夢中，卻自以爲存在呢？我的“意識”是真實的或者是“我”的嗎？莊子拋出驚人之語，並非故作高深，而是進入最深層的哲學探索——追問終極”自我”與道的存在問題。他所提供的方案是：放下我執，“吾喪我”——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秉持“齋心”，消除分別與差異，才能“齊物”——“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以清淨無染無別之心，觀照一切，方可“道通爲一”。(參見同上，第16-26頁)那個最爲本原的自我才會呈現出來。這一自我，莊子稱之爲真宰，與道相通相融，二而一也。確定自我之後，便能深入探索意識難題。…

13. 一個國際陰謀故事

克里姆林宮一直沒有任何反應，我們竟等了好幾年。

終於在1979年4月27日，一架蘇聯民航機衝破遮天蔽日的濃霧在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然後被拖到遠處的一座周圍用柵籬隔開的機庫，外面的人看不見裡面的情況。

這時7輛黑色轎車駛到蘇聯民航機後面的艙門，從裡面帶下來…

然後到了我們所知的電影院裡，以及電影屏幕上，這是20世紀的典型現象。

我們要留意岩洞的電影以及暗房已經出現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第七卷裡——被當作一種夢搬上舞台：這種夢是生活在洞穴中——即在藥中——的生命的謊言。…

從卓克基沿梭磨河而下，短短的九公里路程中，河流兩岸，是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嘉絨村莊。查米村那些石頭寨子，仍然在那斜斜的山坡上緊緊地聚集在一起，籠罩著核桃樹那巨大陰涼。村子前寬闊的柏油馬路上，汽車轟轟隆隆地來來往往，但咫尺之間的村子依然寂靜如常，濃蔭深重，四處彌漫著水果淡淡的香氣。

再往下走，在河的對岸，河谷的臺地更加低矮寬廣。在廣闊的田野中間，嘉絨人的民居成了田野美麗的點綴。墻上繪著巨大的日月同輝圖案，繪著宗教意味濃重的金剛與稱為雍忠的萬字法輪的石頭寨子，超拔在熟黃的麥地與青碧的玉米地之間。果園、麥地，向著石頭寨子匯聚；小的寨子向著大的寨子匯聚；邊緣的寨子向著中央的寨子匯聚。於是，有了這個叫做阿底的村子。

然後是查北村，再然後是被人漠視到叫不出名字、但自己卻安然存在的村子。…

“遊戲”這個概念還提示遵守規則，在國內，很多論者主要從遊戲規則來理解理論上的遊戲概念。但我們當然不會忘記，遊戲不是一些遵循規則進行的機械活動，遊戲首先是樂趣、情趣、旨趣，這些東西比規則更加重要。遊戲這個概念是有點特別，一方面，遊戲自由自在而無目的約束，另一方面，多數甚至所有遊戲都要遵從一定的規則。遊戲的約束不是來自因果，而是來自規範。維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討論規範和遵守規則，這我們到實指與樣本一節再談。

意義即使用…

去寺院的路旁

樹梢上柿子如燈籠

在西斜的陽光裡指示前方

銀杏葉落下

不作聲，假若它同我打招呼

這肅穆之美將不翼而飛

低空清冽而緩慢…

有人會笑——不是在笑你，因為你是誰呢？為什麼你要以為你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呢？這是自我主義的傾向。你走在大街上，有人在笑，而你以為他們在笑你，為什麼笑你呢？你是誰？為什麼你要將自己看作是整個世界的中心？有人在笑——在笑你；有人侮辱——在侮辱你；有人生氣——在對你生氣。

一個人去找貝茲德（Byazid），一個蘇非神秘家，問他……他說："一年後再來，因為你現在有病，你的內在是騷動不安的，我無法講述真理，因為你不會領悟它——你會誤解它的。所以一年中盡量恢復健康、寧靜、靜心，然後再來。如果我感覺你能聽時，我會告訴你，否則你就去找別人。"

每個人都通過他自己的過去來生活，只有佛陀生活在現在，沒有人生活在現在。…

依據卡斯，我們還要提出無限的遊戲不同於和有限的遊戲它的規則不是有限的。這類遊類産生了個體化的過程。人類個體化的過程總是同是心理的以及集體的。在遊戲這個例子里，它是一個心理個體化的過程，因爲通過玩，每個玩家都將改變了自己學會了玩；它同時也是一個集體個體化過程，因爲只有在進了遊戲他才能玩，大部份的時間他們形成對壘，但也可以形成團隊，好像玩橋牌跟足球一樣。即便是一個獨自玩的遊戲，他人也是獨自玩，就像電腦遊戲，這兩重個體化仍在其中。但只是相對如此﹕我們可以想像單人遊戲會引致一種完全的去社會化。在這個情況中，玩家退回到沒有欲望而只有驅力的快感。

所有這些意味着，在一個遊戲里，有兩種類型的規則，它們也可以再分解爲更多次類型：…

但是人民——有人會提出反對意見——考慮一下那些在這個可能具有恐怖色彩的宇宙里生活的人民！他們倒沒有任何令人感到恐怖的因素；當然，弗羅斯特先生詩作中的人只能憑藉他們的正直和可靠來使我們安心。也許真的如此。但我不能作出這樣的推斷。很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它們以某種方式令我們寬心，但它們首先會嚇唬我們，或者應該嚇唬我們。…

實際上，《詩經》所載的名物種類，遠不止鳥獸草木蟲魚，還有其他許多器類。譬如禮樂器具、農具、日常生活器具與資料、自然現象中的日月星辰與風雨雷電、歷史地理中的山川河流與行政區域名稱，以及當時各國的風俗習慣和不同稱呼，等等。若詳加考釋，再加上「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總數或許逾千。這無疑是一項龐大的研究工程。如此看來，由明代學者馮復京所撰，後收入《四庫全書》的《詩名物疏》，原本多達55卷，僅僅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框架。④另則，在《詩經》名物中，有許多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沿革與現代科學的分類(如古稱、學名和俗名)，其內容勢必更為廣博。譬如，周南《關關雎鳩》篇中所描繪的「參差荇菜」，其古名、今謂與俗稱，包括鳧葵、水葵、水鏡草、金蓮子、荇絲菜、菱角草、金絲荷葉與黃花兒菜等，匯集起來不下20個。…

我想我和斯蒂格勒都非常感同身受的，是 1970 年代的生存狀態；像他説的那樣，那是一個“槍桿子的年代”（les années de plomb。譯註：法國、意大利等國充滿政治恐怖主義的時期）。年青人的探索一走到底，就會發現這是個非常閉塞的世界，可以説是“晴空亂流”（譯註：air pocket，原指飛機遇到氣阱而驟跌，這里應是指在社會中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時代。他和我都有通過思想的嘗試，在那個對現在仍有影響的可怕的時期里，尼采式地療治自己的經驗。（至於我的療治經驗，可以點這里 [譯註：這是作者對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的評論]）

四壁徒牆的五年牢獄生活，造就了哲學家貝爾納爾・斯蒂格勒。如今這已廣爲人知。有一天，他開始打聽能不能在獄中學習，當然這在日本的監獄是不可能的。當時的答案則是可能的。但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