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和斯蒂格勒都非常感同身受的，是 1970 年代的生存狀態；像他説的那樣，那是一個“槍桿子的年代”（les années de plomb。譯註：法國、意大利等國充滿政治恐怖主義的時期）。年青人的探索一走到底，就會發現這是個非常閉塞的世界，可以説是“晴空亂流”（譯註：air pocket，原指飛機遇到氣阱而驟跌，這里應是指在社會中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時代。他和我都有通過思想的嘗試，在那個對現在仍有影響的可怕的時期里，尼采式地療治自己的經驗。（至於我的療治經驗，可以點這里 [譯註：這是作者對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的評論]）

四壁徒牆的五年牢獄生活，造就了哲學家貝爾納爾・斯蒂格勒。如今這已廣爲人知。有一天，他開始打聽能不能在獄中學習，當然這在日本的監獄是不可能的。當時的答案則是可能的。但他説：

現在也許是不行了。我可是很頑固的。

他説他絶食抗議了三週，才獲得了一個單間。你可以在兩個月里不用和任何人説話。

據我所知，是格哈奈勒送來了“阿里阿德涅之線”（Ariadne’s thread。譯註：希臘神話中忒修斯在迷宮中的生命之線，比喻走出迷宮、解決複雜問題的線索 ），而關鍵在於他領悟了這一點。在當時的 1970 年代，監獄中展開了福柯發起的監獄情報組（譯註：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旨在爲被關押人員提供聲明他們的要求的路徑、收集整理監獄日常運作的信息，改善犯人的人權狀況）運動，還有一種反叛現象，而且當時監獄搞改革，這才使得他能在獄中學哲學。也許是後 68 社會才使之可能。他反復提到，獄中生活成了一座現象學實驗室，懸置（epoche）了整個世界，而他每個早晨都從讀 30 分鐘的馬拉美開始。

保釋出獄後，他在在德里達的指導下冩了博士論文，並參與了利奥塔（Lyotard）的“非物質展”，還被任命到了國際哲學學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以及貢皮艾涅技術學院的研討班；斯蒂格勒的起點，就是後結構主義的先行者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之外開花結果之“作”。這是“意外地哲學思考”（譯註：原文“偶然からの哲學”，意義接近斯蒂格勒的書名“Philosopher par accident”），開頭有如奇跡。

4 在 21 世紀“一起做哲學”

與斯蒂格勒的合作始於 21 世紀初，回想起來就像一場夢。

這個世紀第一次訪問他，是在 2004 年（譯註：3 月）《技術與時間》卷三出版後，爲了日本放送大學的特別課程，當時斯蒂格勒已是法國聲學與音樂協調及研究學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Coordination Acoustique/Musique，IRCAM）的所長。

之後見到他，他又成了蓬皮杜中心研發部部長。後來他創立了研究和創新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IRI），並發起了藝術－工業協會（Ars Industrialis）。

我們在一起做了很多事，無法一一詳述。今後將以專著總結這些工作、理論的內容，恕不此再贅述。

當時我自己也參與了東京大學信息學環（譯註：英文名稱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還有別於一般的系，注重跨學科的知識融合）的創建，而且我也通過各個 COE（譯註：英文全稱 The 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日本 2001 年開始的研究補助項目）活動的發展來推廣一些研究項目，於是開始了與 IRI 有系統地合作。以 IT 爲基礎的哲學、人文學科的一個強有力的聯盟形成了，從而引入了許多不同的實踐知識（know-how）。聯合研討會，研究員互訪，與私企聯合創建項目，基於媒體的索引、註釋的軟件“時間線”（Lignes de Temps）來建設一個批評環境，等等這些，我覺得真的都很有意思。而沒有斯蒂格勒和 IRI 的陪伴，我們是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