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詩經》所載的名物種類，遠不止鳥獸草木蟲魚，還有其他許多器類。譬如禮樂器具、農具、日常生活器具與資料、自然現象中的日月星辰與風雨雷電、歷史地理中的山川河流與行政區域名稱，以及當時各國的風俗習慣和不同稱呼，等等。若詳加考釋，再加上「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總數或許逾千。這無疑是一項龐大的研究工程。如此看來，由明代學者馮復京所撰，後收入《四庫全書》的《詩名物疏》，原本多達55卷，僅僅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框架。④另則，在《詩經》名物中，有許多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沿革與現代科學的分類(如古稱、學名和俗名)，其內容勢必更為廣博。譬如，周南《關關雎鳩》篇中所描繪的「參差荇菜」，其古名、今謂與俗稱，包括鳧葵、水葵、水鏡草、金蓮子、荇絲菜、菱角草、金絲荷葉與黃花兒菜等，匯集起來不下20個。[4]1若就所有名物逐個推演，恐怕難以數計。可見，《詩經》中由鳥獸草木蟲魚與各種器物地名所構成的博物學，的確蔚然大觀，內容豐富多樣，範圍廣泛繁雜。

篤志博學，是孔門施教的基本宗旨之一。通過具有多重功能的詩教來實現這一目的，堪稱孔子的首創。在這方面，孔子本人不僅積極倡導，而且率先垂範，達到了「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的程度。按《史記》所載，「孔子年四十二，季桓子穿井的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又載，「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鈕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以矣夫。』」⑤類似的傳聞，《孔子家語》的記載更為詳盡而有趣。一是說叔孫氏的車夫到野外打柴，捕獲一隻前左足受傷的怪獸，其狀甚異，故視為不祥之物，棄於城外。孔子知道後，前往觀之，一看是頭受傷的麟，甚感痛惜，慨然嘆道：「麟之至，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⑥

據說還有一次，齊國發現一隻單足之鳥，飛入宮朝，於殿前舒翅跳躍。齊候大怪，派人前往魯國請孔子來辨。孔子看後道明：「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其一教，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之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防堤，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⑦上述記載，雖屬傳聞佚事，前後難免出入，且具有明顯的神秘主義色彩，但借此印證孔子的「多學而識」，足見一斑。

自不待言，通過學詩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僅具有博物學意義上的「格物致知」功用，更是解詩賞詩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誠如清人徐雪樵在《毛詩名物圖說序》中所言：「《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論語》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有物乃有名，有名乃知物。詩人比興，類取其義。如關雎之淑女，鹿鳴之嘉賓，常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螽斯之子孫，嘉魚之燕樂。不辨其象，何由知物。不審其名，何由知義。若株守一隅之見，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當前者失之，而欲求詩人類取之旨罕矣。更何暇究星辰嶽瀆、禮樂車旗之大者哉？」[1]5-6徐氏接著在《發凡》中強調指出：詩之為詩，自興觀群怨君父之外，而終之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辨其名，知其義，多有益處。[1]9

三、《關雎》裏的品類與情摯之鳥

實際上，從解詩賞詩乃至引詩的角度看，孔子要求弟子學詩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本身就包含著借此通曉詩三百篇托物起興的用意和根源。眾所周知，在《詩經》的四大部分中，「《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⑧

④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見《四庫全書》中的《詩名物疏》。

⑤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卷四十七。

⑥《孔子家語》，辨物第十六。

⑦同⑥，辨政第十四。

⑧同⑤。

【參考文獻】

[1]陸璣，徐雪樵.詩經動植物圖鑒叢書：上冊[M].臺北：大化書局，1977.

（原載《美育學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