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平衡，意味著確立富有彈性的約束機制。不妨以生氣為例。我們心理或生理上受到侵犯，或者說，某個人、某件事令我們傷心和失望，我們就會感到生氣。要獲得正常的生存，生氣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反擊方式。從來不會生氣的人，注定終生遭受欺淩和壓制，直至被摧毀和消滅。必要的生氣，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生存。我們受到侵犯，不見得是侵犯者對我們懷有敵意。有時候，即便他們果真有意而為，我們也要適當約束情緒，正面衝突只會使處境更加不利。大腦的高級中樞——判斷力，必須約束低級中樞——情緒，提醒後者稍安勿躁。在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里，想使人生順遂，我們不但要有生氣的能力，還要具備即便生氣、也可抑止其爆發的能力。我們還要善於以不同的方式，恰當表達生氣的情緒：有時需要委婉，有時需要直接；有時需要心平氣和，有時不妨火冒三丈。表達生氣，還要注意時機和場合。我們必須建立一整套靈活的情緒系統，提高我們的“情商”。相當多的人直到青年、中年以後，才掌握了如何生氣的本領，這實在不足為奇。終生不知如何生氣者，想必也是為數眾多。…

病人起初只是尋求“安慰”和“解脫”，極少有人有意識地尋求挑戰。挑戰即將來臨時，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腦海里產生逃避之念。讓病人明白：接受挑戰，才可以帶來真正的安慰；心靈接受長期的、甚至經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療成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醫生要運用有效的技巧，進行大量工作，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心理醫生有時還需要設置“陷阱”，有意“引誘”病人堅持治療，才能避免半途而廢。有時候，即使醫生和病人有過一年以上的接觸，治療也並未真正開始。…

迎接挑戰…

父母的漠不關心，讓病人的童年充滿了陰影，他被悲傷和失望的感覺所纏繞，逐漸地或是突然間——我不清楚是哪一種——他做出結論：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這樣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漸有了轉變。他感覺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對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諾當一回事——他對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覺失望的次數大大減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尊重事實

尊重事實，是自律的第三種原則。尊重事實，意味著如實看待現實，杜絕虛假，因為虛假與事實完全對立。我們越是了解事實，處理問題就越是得心應手；對現實了解得越少，思維就越是混亂。虛假、錯覺和幻覺，只能讓我們不知所措。我們對現實的觀念就像是一張地圖，憑借這張地圖，我們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斷協調和談判。地圖準確無誤，我們就能確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麽地方，怎樣到達那里；地圖漏洞百出，我們就會迷失方向。…

在小說《迷失在遊樂場中》里，作家描寫的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家人外出到大西洋城遊玩的故事。其主要人物是少年安布羅斯，同去的還有他的雙親、弟弟彼得、叔叔卡爾，還有瑪格達。她是他兒時的夥伴，現在和他一樣成長為少年，因此對他具有異性的誘惑力。（安布羅斯充滿深情地回憶起兒時玩過的一種叫做“主與仆”的遊戲。遊戲當中，瑪格達把他帶到工具房，“用她自定的驚人價格買回了仁慈”。）從根本上說，這是—篇有關青少年渴望自由和成功的故事，是為描寫將來會成為作家的男孩這種自傳體小說傳統所作的“詳盡無遺”的腳注。這樣的自傳體小說有《一個年輕藝術家的肖像》以及《兒子與情人》等。作者的意圖是使小說在遊樂場里達到高潮，讓安布羅斯在遊樂場里迷失。至於他在什麽情況下迷失，結局如何，作者不作判定。…

（二）教育目的

杜威認為：以未來生活為教育目的有三個缺點：



(1)容易喪失現有的動機；



(2)容易使兒童養成懶惰和因循延宕的習慣；



(3)容易忽略兒童的個性。



杜威說：「教育的目的是包含在被教育者的生活過程中，生活是不斷地連續發展，所以把各時期各過程的生活充分的生長就是下期生活的最好準備，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的教育目的（葉學志，民74）。綜言之，杜威主張教育沒有普遍的目的，認為生長是自自然然的，沒有目的，亦不涉及規範的價值判斷。教育既如花木之生長，自不能給它加上一外在的特定目的（郭秋勳，民74）。

（三）教育主張…

以超文本（超媒體） 問題 為例。從口耳相傳的口頭媒介、書寫媒介、印刷媒介到當代電子傳媒，媒介的更替促使文本閱讀從傳統的文字時代走向以視覺為核心的圖像時代，超文本與超媒體擺上閱讀的議程。超文本是由納爾遜（ The ador H. Nelson）在20世紀60年代創造的術語，指文本之間的相互鏈接；超媒體（hypermedia）也是由他創造，是超文本的拓展性術語，指鏈接不限於傳統的文字文本，還包括圖表、影像、聲音等。這兩個術語都指向全新的信息技術——電子傳媒所創造的多媒體文本形式。根據納爾遜的說法：超文本是一種“無序寫作的文本，它橫生枝節，讓讀者可以選擇，最好是在互動的屏幕上閱讀”…

絕不要作任何長遠的計劃，至少不要讓你的計劃看不到結束。我們生來就為了工作： 

但願我死時還在工作。——奧維德 

但願人人都工作，盡可能久地發揮生命的作用。但願死亡降臨時，我正在菜園里勞作，對死滿不在乎，對我未竟的園子更不在乎。我看見有個人都快要死了，還在怨天尤人，抱怨命運不讓他完成手頭的工作，他正在撰寫我們第十五或十六位國王的傳記。 

誰也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

1871年5月31日──

“華人終於表達了他們的心聲。他們不喜歡傳教士出現在他們當中。他們一向否定基督教教義的主張和基督教追求進步的文明。現在，他們再三要求把傳教調走”。

1871年12月1日──

“據來自福州的一項報告說，距離該地五十英里的四座小教堂，被華族暴民毀壞。中國官員下令汕頭的屠夫，勿把肉類供應外國人”。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這些歲月里，雖然華人備受猜疑，但政府仍然繼續鼓勵華人到砂勞越定居。在1874年4月1日出版的《砂勞越憲報》中，我們發現拉惹查爾斯‧布魯克(Charles Brooke，第二任白人拉惹) 作下列宣布：“余，…

石隆門的公司以為改變局面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們不相信英國當局會給拉惹假以援手。公司對拉惹的政府也深感不滿。由於鴉片的入口繼續下降，政府的一名稽查員奉命到石隆門巡察。他發覺該地的華人人口大量增加，乃通知收稅官。後來，政府即根據所獲得的證據，認定該公司走私鴉片，宣布罰款一百五十英鎊，而且恫言如果公司繼續私運鴉片，政府將采取更嚴厲的措施對付。1857 年1月，該公司繳了罰款，但卻毫不隱瞞內心的憤怒。不到一個月，公司便造反了。造反行動旋被敉平。結果是，布魯克政府對華人社區猜疑更深。上述事件似乎證明馬來人和達雅克人，有理由對華人懷著厭惡的心理。但另一方面，當局仍然了解到華人可成為砂勞越社會有用的成員。事實盡管如此，華人仍須經過不少歲月，才覺得本身在砂勞越受歡迎。

為了對華人移居砂勞越的歷史有所了解起見，筆者想在此略述詔安人、潮洲人和福建人群體當年來到砂勞越的情形。…

車轉彎，沿海邊道路行進。藍天白浪綠樹，總算讓人喘口氣。羅基告訴我們，前不久一個西班牙代表團來訪，被他們地中海鄰居的赤貧嚇壞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權，巴勒斯坦漁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內的海面打魚。經過一片草莓地。羅基說，很多歐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因為加沙的草莓得先運到以色列，在那兒包裝並貼上他們的商標再出口。更甚至的是，連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輸送回來，賣給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這種剝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著掖著，準讓全世界的資本家眼饞。

我們來到海邊一個以色列定居點附近。這就像剛打過仗。道路坑窪，周圍建築大都被摧毀，廢墟上彈痕累累。高墻圍住的定居點有炮樓守望。這是加沙十九個定居點之一。羅基告訴我們，僅在這個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議示威時死在槍口下，多是青少年。…

會見大約一小時，超過了原定的時間，內閣會議不得不推遲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來跑去，拿來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發展計劃的畫冊和紀念章分送給每個人。布萊頓請他在畫冊上簽名。臨走，調皮的布萊頓走近阿拉法特的辦公桌，衛隊長想攔住他，他閃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塊巧克力，放進嘴里。

晚八點，我們在拉馬拉阿爾-卡薩巴（Al-Kasaba）劇院和巴勒斯坦詩人一起舉辦朗誦會，下面擠滿了聽眾。有人告訴我，由於圍困，好久都沒有搞這樣的文化活動了。首先由達維什朗誦。從臺下會心的贊嘆聲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驕傲。他的詩讓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詩人阿米海（Yehuda…

路的另一端擠滿了人和出租車。大學及三十多個村莊與拉馬拉隔開，諸多不便，倒是給出租車和小販帶來了生意。塵土飛揚，人們大叫大喊，脾氣暴躁。有個小販背著個一人多高的銅壺，壺嘴拐八道彎。像個高深莫測的樂器。只見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飲料就音樂般流出來。他免費送給我們頭頭羅素一杯。我也跟著嘗了口，像冰鎮酸梅湯，心定了許多。…

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馬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點。主人們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關於死亡的知識是鑰匙，用它才能打開午夜之門。——題記…

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羅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制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向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麽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莫托瑞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