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沒有出現過像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或昆體良那樣系統論述修辭學或演說術的倫理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許是說服的工作大多數是在非公共的場合進行的，這樣的說服往往成為一種私下進行的、必須避人耳目的交易術。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修辭理論是相當陌生的，即便有修辭理論，也只是功利性的，不是倫理性的。這是中國公共語言充斥欺騙性因素的一個文化原因。

古代中國沒有可以與古希臘相比的那種稱為rhetoric的修辭學 。陳介白《修辭學》（1931）序中說，“修辭學”這個名稱是從東方（日本）傳入中國的，本來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譯名。不過也有人把它譯成“雄辯學”或“勸說學”，甚至有人乾脆用音譯“雷妥類克”

中國沒有修辭學的專門學問，對此有人會反駁說，我國古代有鬼谷子的“縱橫術”。確實如此，但是，縱橫術與rhetoric之間的差異很大。中國人注重實用術數，西人先哲則注重理論建樹。而且，西方雄辯學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議會制，政治人物以說服選民來爭取選票。中國的辯士面對的是喜怒無常、言出法隨的帝王將相。韓非在《說難》篇起始就一口氣講了可能導致辯士身敗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話語的錯誤不是倫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術”）的，如說了不該說的話，言語間走漏了風聲，泄漏了機密等等。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喜好“巧言”的傳統，傳奇人物包括像東方朔、紀曉嵐這樣鐵齒銅牙、巧舌如簧的，他們的巧言所展現的只是辯術或詐術，而不是真正的說理。例如，有這樣一個故事，發生在宋代理學家朱熹與老朋友盛溫如之間。朱熹在路上遇見其友人盛溫如提著籃子上街，問“上哪兒？”回答說“上街買東西。”朱熹又問：“為什麽不能買南北？”回答說不能，因為按照五行與東、南、西、北、中相配，東屬木，西屬金，凡屬金木類，籃子可盛，而南屬火，北屬水，籃子不可盛，所以只能買“東西”，不能買“南北”。在這樣的辯術中，雖然有“因為”和“所以”，但並不是說理邏輯意義上的因果關係。這種辯術也許有文學、娛樂或其他價值，但對公共說理並無實質意義。

我在網上讀到過一篇《好辯近乎勇 》的短文，點到了中國人一般“不辯”的特點。這並不是單純的完全不辨，而是包括兩個看似矛盾方面的統一體。一方面是放棄辯論說理，也就是閉口沈默的“不辨”；而另一方面卻是紀曉嵐式特別善辯，也就是極其圓滑的“巧辯”。不辨和巧辯都是產生於同一種話語環境，“只有到了無理可講、無話可說的時候，人們才會祭起‘不辯’的旗子，……中國自古就是一言堂的專制國家，朕即真理，一人說了算，看誰不順眼，拉出去砍了就是了，哪裏還用得著辯？那欲辯者嘴還沒張開，早就身首異處了。哪像西方那些國家，有了執政黨，還要弄個在野黨、反對黨，被人質疑，還要攪盡腦汁地去答辯，何等的麻煩！”。這話確實對我們了解“說理在中國”有些幫助。

我還曾看到過一本國內出版的《最實用說話技巧全集：能說會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實用、功利，而不是倫理原則來寫的“修辭”書，也可以用來說明“說理在中國”的一些特點。書的前言開宗明義：“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地需要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因此學會說話，掌握一定的說話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門學問，話說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說得不好就會惹出是非”，這本書介紹的是在中國說話需要的“話術”和“語術”。

“語術” 之一便是“要有點‘變色龍’的本領”：“一個人要善於說話才會受歡迎，要能夠根據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地點、不同的人物來和人溝通，通俗一點，就是要有‘變色龍’的本領，要能夠根據不同的情況來說不同的話。……具有‘變色龍’的本領對於一個人的交往是多麽的重要。所以，我們在生活中要注意‘變色’，成為一個受人喜歡的人。”

那麽"變色龍"應該怎麽做呢？作者有兩條建議：“第一，注意觀察他人：說話一定要看對象，要根據說話對象的不同情況來確定自己說話的方向。第二，注意觀察周圍的情況：說話還要看周邊的情況，說話要能夠恰當地和當時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說出不合時宜的話來”，“如果我們在說話的時候能夠抓住對方的喜好，說別人願意聽、喜好聽的話，就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備受別人喜歡。”

這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修辭學”：它要人說話先學會察言觀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說與大家一樣的話，要“合時宜”，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就不說。至於說話內容的真假、對聽者有沒有幫助，那是無關緊要的，重要得是“使你備受別人喜歡”。這恐怕正是當今中國公共話語的一般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