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頭是內衣口袋，皮膚是汗衫——這樣就可以把東西藏起來。它們有好一會兒被緊繃在太陽穴之間。人們把眼睛縱著，耳朵伸著。人們動了嘴巴，甚至還握了手。提了一個最短暫倉促的問題：“好嗎。”然後就毫無理由地，就像掀一下眼簾那麽突然，進入另外一個內容。

對“好嗎”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好”。其實在隆隆的汽車和行走的頭顱和後背之間，人們也並沒真想聽什麽。現在是最簡短的謊言的時代。在握手、提問和回答之間，人們短短地，因為尷尬，看了一眼天空。人們的微笑是從某個地方帶來的，盡管人們以前並沒有笑過，而且以後也不會再笑。就像拍快照一樣，嘴角抖了一下，把微笑掛在了嘴的周圍。沒有人相信最簡短的謊言，也沒有人對它提出質疑。

有的時候最簡短的謊言還會有續集：人們問候妻子，丈夫，孩子，或兄弟——但是對問候的人，人們從來不過問。

在羅馬尼亞，人們會做得更復雜一些。人們會說：“向你的太太表示恭維。”接受委托說這句話的人看到他的太太時，並不把這句話全部說完。他說“受……的委托表示恭維”，然後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女人從來不問究竟恭維什麽。她從發梢到腳心都感覺受到了表揚。她覺得夠了。

我覺得用“好嗎”打招呼的形式是對一種所有人一生下來就置身其中的冷漠的最直接的表現形式，也包括我。人們並不是通過告誡的方式教育我養成這種提問的。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人們只是對我說：“在街上遇到人，要向人打招呼。”我走進村上的小店，買火柴，或醋，或煤油燈的燈芯，把錢像石頭一樣攥在手里，拒絕打招呼。

我打定主意，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我遇到幾個老頭，他們站在路中間，問：“你是誰家的？”我每次都說出爸爸的名字。他們接下來問，好像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有什麽關係：“幾歲啦？”為了保護自己，我說了一個我不可能有的年齡“25”或“76”。他們哈哈笑了，說：“你該學數數了，孩子。”如果是二三個老頭在一起，我會聽到其中的一個對另外幾個說：“我覺得他有點慢。”意思就是：有點笨。

人們在學校學習如何給信開頭，也學如何結尾。信的擡頭，根據年齡和親近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結束句中的形容詞必須斟酌一下：有“親愛的、友好的、衷心的”問候。它們可供選擇。還有一個規定：給別人寫信不允許把“我”，也就是自己，放在信首。

必須忽略自己。不提自己只是短暫的，幾個呼吸的瞬間。

由於寫信不允許第一個字用“我”，所以我小時候寫信總是找不到開頭的句子。第一個句子花費的時間比所有其他句子加起來的時間還要多。那個必須用來替代我的空洞的、簡潔的開頭用語我總是掌握不好。

有一些東西，可以把它們藏起來，仿佛頭是內衣口袋，皮膚是汗衫。不過這始終是有些意義的東西和人。沒有內容的東西，沒有意義的東西，一般都會比較討人歡心。這些東西人們很少會去考慮。如果考慮了，那也是獨自一人，而且還是藏著掖著。不會有任何結果。對沒有意義的東西的考慮是可以藏起來的。但是沒有意義的東西是沒法藏的。由於它不允許自己有任何意義，因此也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人們可以繞過它，回來的時候再原路繞回。

有的時候我會想起來，如果我把所有不屬於我的東西全部扔掉，那我剩下的就只有和我自己獨自在一起了。就連這一點我也不敢完全肯定。即便到了這一步，我還是要克制自己，去做那些附著在我的身上——因為它們不是我本身的東西——我無法去除的思想和表情。

什麽是問候。“問候”不論是口頭的還是文字的，都是人們根本辦不到的事情。

幾天前我坐在火車車廂里。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們倆是一對）坐到對面的座位上。坐下來前，他們商量怎麽在行李架上擺放行李箱、行李包和提兜最好。接下來他們脫下風衣，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各自都知道這事該怎麽做。在三個小時的旅途中，他們彼此沒有說一句話。那個女的透過窗戶看著外面交替飛馳而過的村莊和樹林。那個男的在看書。他們倆只是偶爾會相互碰到肩膀、膝蓋和座位之間翻下來的扶手上的手指。

她和他，這是我的感覺，在思想上相隔得那麽遙遠，身體的緊挨反而成了一種對立。

她和我，我們兩個靠得更近一些，因為我們都在看田野上的一頭鹿。我們兩個在分享這頭鹿。她沒有向他透露一個字。

我心想，這個女人這個時候完全可以給這個男人寫一張明信片，放在他的膝蓋上。明信片上寫著：“此致衷心問候。”（收入于《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