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治時期至獨立前的馬華社會(1942-1957)

這段時期馬華社會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初，華社遭到日軍的蹂躪，3年8個月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戰後到獨立前夕，東亞及東南亞政治激變給馬華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從而促使華社隨著時代而變革。自1942年初新加坡的淪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3年零8個月，馬華社會遭到空前的浩劫。日軍在占領馬來亞的過程中，殘殺許多抗日份子；那些被懷疑曾經參與籌款救亡中國的華社領袖大批被揀殺[18]。少部分領袖逃亡海外，如著名的抗日救亡領袖陳嘉庚逃亡荷屬東印度，方得幸免[19]。日治時期，馬來亞華人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馬華社會遭到空前的破壞。在經濟上，華人被迫交納“奉納金”巨款以贖華人在戰前支持抗日之罪。華社因而元氣大傷。加之，戰亂時工商業務蕭條，許多生產事業停頓，華人失業者眾多，生活痛苦不堪[20]。在文化教育方面，日軍的占領使多數華校關閉，僅存的華校被迫取消校名，並以日語取代華語為主要之媒介語。同時，勒令師生每日上課前朝東深鞠躬向天皇致敬[21]。在這兵慌馬亂時期，用於維系華社的傳統價值也受到破壞。一些人為了個人利益，不惜出賣朋友親戚，或出賣民族的利益。有些婦女也因生活壓迫而出賣身體。

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7年7月獨立前夕，馬華社會受到巨大沖擊而變革。這12年間，東南亞和東亞政治局勢的激變對華社有著深遠的影響。這可分成三個層面來分析。第一，戰後東南亞政治風雲變蕩，民族主義擡頭。作為殖民地宗主國的英法荷美等國受到局勢的影響而進入一個“撤除殖民地”(Decolonization)的時代[22]，這對馬來亞政治有很大的影響。第二，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及國民黨遷移到臺灣對馬華社會有很大影響。第三，戰後華人政治面貌的變化和本地政治意識的擡頭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首先，第二次大戰時日本南侵，占領了許多歐人的殖民地，這包括法屬的中南半島(越南，柬埔寨和老撾)，英屬馬來亞和緬甸，及荷屬東印度等。日軍大敗法英荷軍隊，擊破傳統的所謂“白人優越感”的神話。這間接導致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勃興。戰後，東南亞的歐人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胡志明領導的越共和蘇卡諾領導的印尼民族主義運動，更采取武裝鬥爭向荷法殖民地政權挑戰。在這新世界潮流的沖擊下，英國殖民地政府逐步以和平協商手段讓緬甸和馬來亞獨立[23]。馬來亞的獨立運動直接影響馬華社會，給華人帶來巨大的挑戰。第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內戰中擊敗國民黨軍隊，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潰敗的國民黨軍隊隨著蔣介石遷移到臺灣，造成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促使東南亞政府限制由大陸來的華籍移民，切斷馬華社會與中國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臺灣和新中國對東南亞華人繼續不斷以招徠政策鼓勵華僑投資臺灣或大陸。這阻礙馬華社會本地意識的發展。

第三，戰後初期(1945-1949)，馬華社會面對嚴峻的政治挑戰。首先，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控制英屬馬來亞，並於1946年1月提出憲政改革以鞏固其統治。英殖民地政府有鑒於戰前英屬馬來亞行政區分混亂，不易收到臂掌之效，所以提出設立“馬來亞聯合邦”(Malayan Union)[24]，即把以前的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馬來屬邦(Non 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中的馬六甲和檳城聯合起來組成新的馬來亞聯邦。在這新的政體中，所有的成年居民都可以擁有公民權。這新慨念的提出遭到新興的馬來精英份子和馬來統治者的反對而改為“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並於1948年1月宣布成立[25]。

[14]見《南洋商報(新加坡)》1934年6月至11月；顏清湟：〈華人歷史變革(1403-1941)〉，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頁56-57； 也見Yen Ching-hwang，"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Shah A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p.27-28。

[15]見〈吉隆坡雪蘭莪福建會館議事記錄〉，1932-1934年(手稿復印本，顏清湟藏)，頁58-59，91-92，112，114-116，128-129，136-138，145，198-199。

[16]郭洙鎮等編：《雪蘭莪福建會館百年紀念特刊，1885-1985》(吉隆坡，雪蘭莪福建會館，1986)，頁70-72。

[17]楊建成編：《三十年代南洋華僑團體調查報告書》(臺北，中華學術院，1984)，頁99-100。

[18]葛馥生：〈檢證(新加坡)之回憶〉，方念祖：〈檳城大檢舉及日寇毒刑〉，及楊岳：〈吉隆坡淪陷前後〉，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頁435，509-512，559-560。

[19]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下冊》(River Edge, USA.，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3)，頁419-424；C.F.Yong(楊進發)，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86-289。

[20]陳松沾：〈日治時期的華人，1942-1945〉，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頁94-100。

[21]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418。

[22]Mary Turnbull,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Nicholas Tarling(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88-591。

[23]同上注。

[24]有關“馬來亞聯邦”的研究，見 J. de V. Allen, The Malayan Un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5]Lee Kam Hing and Heng Pek Koon, "The Chinese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