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戰前馬華社會的演變

從1904年到1942年初日軍占領英屬馬來亞的38年間，馬華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它已經從一個保守和散漫的社會蛻變為較團結和進步的社會，具有現代社會的雛形。這蛻變是由幾個因數造成。首先，馬華社會象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一樣，深受中國政治的影響。19世紀末興起的改良和革命運動，已從中國搬到海外華人社會[5]；而英屬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由於人數比其他海外華社較多，所以成為康有為和孫中山尋求支持的對象。1904年到1912年之間，改良派和革命黨人在新馬地區建立許多基地，並創辦許多華文報刊，鼓吹他們的主義，給華社帶來極大的沖擊[6]。改良和革命思想的宣傳不僅使馬華社會與祖國的關係更形密切，更重要的是灌輸一個中國的思想，即一個新興和進步國家的形象。這新興國家作為他們效忠的對象，而超越傳統地緣和血緣的界線。英屬馬來亞華人對這新興中國的情懷表現在多次反日本侵略中國的運動上[7]。第二，這階段的馬華經濟，表現出結構的多元化和現代化。這階段見證了傳統港口貿易的現代化，並由它衍伸出來的金融服務業如銀行等的創辦。華資銀行突破了外資銀行的壟斷，紛紛在貿易港口，礦區和市鎮設立[8]，使華族商業的進行更加方便快速。傳統華人經營的商品農作物如胡椒甘密等漸被新興的樹膠業所取代。這樹膠具有日漸擴大的國際市場，成為華社的一項重要的商品農作物。這階段也見證了制造業的發展，樹膠加工及日用品的制造給馬華社會增添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

第三，教育與文化的進展。清朝末年的教育改革直接影響東南亞華文教育的進展。1904年5月，東南亞地區的首間新式華文學堂──中華學堂──在檳城建立，它開了現代馬來亞華文教育的先河[9]。接著，多所新式的華文學堂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建立[10]。民國時期(1912-1949)由於馬華社會與中國政治的密切關係，民國政府的教育政策更深深地影響現代馬華教育的發展：從新式學堂改變為現代化的小學；從小學發展到初中和高中，使馬華教育發展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教學系統[11]。這些現代化的小學，初中和高中保留許多中華文化的精華。同時，華文教育的發展直接提高華族人口的識字率，把馬華社會從一個較落後和較愚昧的社會推向一個較文明和進步的社會。隨著教育的普遍和識字率的提高，華文報刊在這時期也大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出版，豐富了馬華社會的精神生活[12]。

這個時期，馬華文化也深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1919年的著名五四運動改變了近代中國的面貌，它也間接引發和刺激馬來亞華文文學的進展，而馬華文學最終發展成為一股具有本地特色的中華文化支流[13]。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不僅刺激馬華文學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觀念如自由平等，改善和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14]。在這個時期，作為馬華社會骨干的會館和宗親會，因為環境的變遷及新觀念的影響，他們也在改變功能和方向。當然，照顧鄉親和宗親的傳統功能還是重要的，但在倡辦學校和提倡文化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翻開1930年代雪蘭莪福建會館的議事記錄，不難發現提倡教育是會館的一項重要功能[15]。1939年7月，該會館創辦吉隆坡著名的中華中學[16]。這個時期，一個新式的社會組織出現，那就是校友會。自1912年民國創立以後，馬來亞華校開始廢除方言隔閡，這使到校友會可以突破方言群的藩離，間接促使方言群之間的團結。1930年代新加坡最少有10間校友會，而檳城有13間。因為校友會擁有新的和進步的形象並組織許多健康的文娛活動，所以能夠吸引不少年青人參加。據統計1930年代新加坡的10個校友會大約有2000名會員[17]。

[5] Jung-pang Lo, "Sequel to the 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 of K'ang Yu-wei", in Jung-pang Lo(ed.), K'ang Yu-s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pp.178-183; L.Eve Armentrout Ma,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40-51。

[6]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03-162；也見英文原著，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88-144。

[7] 見Yoji Akashi(明石陽至)，"The Nanyang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Boycott Movement, 1908-1928"，《南洋學報》，第23 卷，第1和2 期合輯(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69)，頁69-96；崔貴強，〈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南洋學報》20卷1和2期(1965-1966年)，頁13-18；Yen Ching-hwang(顏清湟)，"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o the Tsinan Incident,1928"，《南洋學報》43卷1和2期(1988 年)，頁1-22。

[8]Tan Ee-leong(陳維龍)，"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1) (Singapore, 1953), pp.124-138; Lee Sheng-yi, The Monetary and Banking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8-89。

[9] 見《檳城新報(檳城)》，1904年7月1日；《叻報(新加坡)》1904年12月30日。

[10] 顏清湟：〈戰前新馬閩人教育〉，顏清湟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會，1992)，頁288；也見Yen Ching-hwang，"Hokkien Immigrant Society and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n British Malaya, 1904-1941", in Michael W.Charney, Brenda S.A. Yeoh & Tong Chee Kiong(eds.), Chinese Migrants Abroa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3), p.116。

[11]鄭良樹著：《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頁161-370；許蘇吾著：《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1949)，頁29-31；鄭良樹，魏維賢編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975)，頁6-247。

[12] 王慷鼎著：《新加坡華文日報社論研究，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中心，1995)，頁24-41。

[13]方修著：《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62)，頁3-219。

(本文作者顏清湟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史地系歷史組第一屆)

（珍藏自 第十屆全球新加坡南大校友聯歡會紀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