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勢越來越緊張，兩岸中華文化要充分發揮其既有軟實力，目前有一定的阻力。

在這特殊歷史時期，新加坡看見了她在國際文化生態裡的定位。





李顯龍在2022年度國慶羣眾大會上的講話，顯示了新加坡政府在延續前一代領導人的文化戰略。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

民俗這一概念正在經歷又一次嬗變。縱觀學術史，這是很常見的現象，每個時代都有其關於核心概念(如果它們真的是戰略核心概念的話)的特定解讀，以及據此引入、開發的新的分析工具，尤其對於人文學科而言，這些概念上的變化通常是緩慢的：舊概念早已不具備學術生命力，卻仍在發揮作用，這是由於新概念想要得到普及應用尚需時日。正因如此，我們可能需要不時地停下來，檢視當今民俗與大約半個世紀前的民俗在概念上的區別，畢竟目前大多數研究者所內化和使用的概念還來自那個時代；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謹記，這些老舊觀念通常根植於更早之前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換句話說，每個時代的研究工具有著來自過去不同年代的烙印。我們欠缺對這些學術概念的代際差異及其關聯與整合的討論，這也使得研究者的內在學習發展成了一種試驗過程，盡管可以嘗試對同類理論或學說進行對比，但研究者對於研究材料的把握還是充滿著隨機性。…

這味覺化漢語的偉大受造物，使張棗在因晚期肺癌而周身疼痛的彌留之際，居然寫出或說出了如此離奇而有祝福意味與和解意味的句子：

 別怕。學會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

 高興一點，會好起來的(63)。…

唯有在這個紀律嚴明的前提下，張棗才有可能在其想象中，摘取那枚得時之鮮桃；而在他筆下，也才可能有向外溢出的濃烈詩味——

 這是我鍾情的第十個月

 我的光陰嫁給了一個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來的鮮桃

 讓你清潔的牙齒也嚐一口，甜潤得

 讓你全身膨脹如感激……

 (張棗：《何人斯》)…

藝術家與相關學者或是冀望以批判協商、能動黏合的前沿理念讓作品發生革命性突破，使作為「自律實體」的藝術生產與「社會事實」達成本質上的辯證統一；或是將中國鄉村視為未受現代化汙染的精神烏托邦，懷揣對文化身份確立和重新書寫的追求；或是受權威機構和城市過度集中的藝術資源的擠壓，到鄉村去尋找一個施展才華的新場域……2000-2020年二十年間，中國當代藝術的鄉村轉向實踐，在形式上逐漸形成了主體多元化、媒介復雜化、內容事件化、實踐形態項目化等特點，並基本形成了藝術運動之規模。

二、中國藝術鄉建的本土化問題與方法論困境

 …

這種指責與如下的發現相衝突，維柯成功地記錄了民族之間相互影響各種文明及其產物相互交流的事實。比如說，拼寫的書寫形式由迦勒底人傳給了腓尼基人，又由腓尼基人傳給了埃及人；無論如何，維柯的規律不是經驗的而是哲學的，並且涉及了人類心靈自發的創造活動。然而，準確地說，正在討論的問題是規律的經驗方面而不是它的哲學方面。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回答好像和我們已經暗示的一模一樣，維柯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其他的情況考慮進去——重新再提剛才的事例——當一個研究人生中不同階段的人在模糊的想像和類似的青春期現象中描述第一次性渴望的表現方式時，他不會考慮經驗豐富的人為缺乏經驗的人傳授愛的知識，因為，他打算解決的不是關於模仿的社會規律而是有機體發展的心理學規律。如果有人說，即使沒有模仿和老練，性渴望依然會出現並且要求得到滿足，那麽這種說法無疑是僅僅斷言了一個由卜伽丘收進《十日談》里的、東方傳奇之中的無可爭辯的真理；但是，與此同時，它也為著名的、更有爭議的維柯的警句提供了最完整的近似物。…

在中國，利用古物來研究歷史的做法於宋代開始走向成熟，並正式形成了一門古器物學，正如張光直所指出的： 「古器物學，作為傳統的歷史學的附加成分，形成於宋代。」宋代出現了不少著錄古器物的著作，當然， 「這些著錄的主要目的，不是建設一門作為歷史材料的獨立範疇的基於對古代遺物研究的新學問」，對它們的使用，必須與對文獻的使用結合起來， 「古代的器物名稱蘊藏著許多重要的信息，對它們的任何研究都必須與古代的文獻結合起來。」「不過，宋代考古學家也試圖做一些別的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僅僅協助歷史學家。」在西方，第一個歷史專業於1759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誕生。其首任歷史學教授約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爾便大力提倡當時仍被視為歷史輔助學科的紋章學(her-aldry)、錢幣學(numismatics)、地理學等，…

這也可見於德里達的論說：「符號（能指）指涉概念（所指），概念又指涉世界，從而使我們得以把握……世界；……但是符號與所指之間的區別，又意味著沒有任何符號可以完全（即沒有歧義地）等同於它所指涉的對象；符號並非直接指涉事物，而是指涉其它符號，其它符號也同樣是指涉另一些符號。」(30)



在羅蘭·巴爾特看來，這似乎可以成全一種無限圓滿的「意義神話」或者他所謂的「文本的愉悅」，但是「意義」不斷被延緩、衍生和變化，並不能解決「意義本身」的問題。在一般的文學閱讀中，這也許可以帶來某種「愉悅」，不過信仰或者價值的問題畢竟很難從屬於這種「審美的統治」。因此庫舍爾(Karl-Josef…

三、研究方法

傳統的時間研究經常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對工作時間、休閑時間、時間制度、時間運用等問題進行研究。之後，受當代社會學的日常生活轉向思潮的啟發，學者們越來越重視時間與日常生活實踐的內在關聯性。日常生活的時空被認為是在實踐中「得心應手」「司空見慣」、非反思和習慣化的世界，是一個被人們所熟悉和不斷重復的時空[31]。應該說，以時間為基準，在獨特敘事中理解人的細微、切身的狀況，日常生活蘊含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和基礎問題[32]。

從方法選擇來說，日常生活轉向的社會學研究注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關係的建立;…

小鳥劃過眼簾，蔥綠的山林

在高高的雲端聆聽大自然的歌

風鑽不進你的心臟

盲目的徘徊 推起千萬重綠浪

身在其間，我無力打開一本書

向東眺望，或者感受你的神秘

或者只有古樸的棚民，讓我心疼

 …

藝術介入鄉創的實踐激活了鄉村地方創生「人文地景產」的系統資源。藝術介入強調人的經驗和行為的整體性，重視以系統觀念研判鄉村的地方資源。以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學派認為，人們通過空間、光線、色彩、運動等來自外界的視知覺刺激形成「知覺場」，進而由大腦組織成為一個整體的「完形」感知，最終獲得由事物的各部分組合而成的整體效果[9]。…

張江教授的《再論強制闡釋》一文對「強制闡釋」問題做了進一步深入闡發，在闡釋對象的確定性、「強制闡釋」現象產生的心理原因以及克服「強制闡釋」的具體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見解，對推動闡釋問題的學理性探討和建構中國當代闡釋學具有重要意義。但該文在闡釋的有效性及「文學闡釋」等問題上所持觀點尚可進一步商榷。主張闡釋對象的確定性並沒有問題，但這種確定性不能理解為意義的唯一性，它還包括文字背後隱含的豐富意蘊。對於闡釋而言，「追問真相」是「意義建構」的基礎，文學闡釋不僅僅是尋求「共鳴」，而同樣是一種「意義建構」。…

內容提要：聽覺敘事研究的意義，在於通過闡揚聽覺的藝術價值，針砭文學研究的「失聰」痼疾。由於漢語中缺乏相應的話語工具，有必要創建與「觀察」平行的「聆察」概念，引進與「圖景」並列的「音景」術語。敘事中的「擬聲」或為對原聲的模仿，或以聲音為「畫筆」表達對事件的感覺與印象。視聽領域的「通感」可分為「以耳代目」和「聽聲類形」兩類，後者由「聽聲類聲」發展而來——聲音之間的類比往往捉襟見肘，一旦將無形的聲音事件轉變為有形的視覺聯想，故事講述人更有馳騁想象的余地。聽覺敘事研究的一項要務是「重聽」經典，過去許多人沈湎於圖像思維而不自知，「重聽」作為一種反彈琵琶的手段，有利於撥正視聽失衡導致的「偏食」習慣，讓敘事經典散發出久已不聞的聽覺芬芳。 …

李永萍認為，文化沒有跨界就產生不了力量，但出發點不要立刻進入商業，要先從分享和社會企業入手才會比較容易成功。文創商品的開發必須要有「在地體驗」，而不是自娛自樂的憑空想象。如果有體驗作為依歸，品牌和內容就不會覺得沒有根。

2018年1月24日，以「Blur-模糊生態 | 突破空間界限，重置文旅度假新場景」為主題的SMART度假產業峰會在北京金茂萬麗酒店舉辦，論壇結合城市微度假、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全域旅遊等四大場景設置主題論壇，以文旅新場景的方式實現度假無界、文旅重置的新場景，邀請了文旅度假產業政府機構、文旅度假產業專家、文旅新場景實踐的先鋒人物，一起深挖文旅產業生態的本質與內核，共同探討文旅及商業領域的新標準。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協會榮譽理事長李永萍出席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講。…

通過分析諾爾曼（Don Norman）對人類情感三個層次的劃分。結合對敘事性設計的相關概念及其三要素進行梳理與歸納, 提出文創產品情感化敘事設計的路徑與方法, 通過具體的設計案例進行說明。通過設計案例驗證情感化敘事設計用於文創產品中可以促進產品與用戶之間的情感互動, 使文創產品蘊含的文化及精神更容易被用戶理解和接受, 為文創產品設計的發展提供一個新的參考路徑。…

摘要：在傳統旅遊文創產品同質化嚴重的背景下，從敘事性設計的角度，將傳統文化通過故事的展現方式融入旅遊文創產品的設計中。基於旅遊文創產品的發展現狀，結合敘事性設計要素和敘事性設計特征。提出「事敘—敘事主題的選擇，形敘—形態基因的轉化，境敘—敘事情境的建立，意敘—產品敘事的表達」的旅遊文創產品敘事性設計策略。以增強旅遊文創產品的文化性、故事性、創新性、情感性，提升旅遊文創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給用戶帶來文化敘事情境的體驗。

引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重縫婆羅洲沙加邊緣」：馬來西亞的沙巴洲和印尼的北加里曼丹省過去一直被視為是兩國的邊緣地帶。沙加邊界雖鮮少作為公眾關注的區域，但兩地人民私下早已交流甚密。隨著印尼遷都東加里曼丹省，沙加邊界開始有了變化。歷史上，兩地處於重逢的時間點邊緣。文化情感上，兩地需要重新定義彼此的緣分。經濟上，兩地需要中央政府所給予的「針與線」，重新縫紉兩地的邊緣性。

兩國交界之處，是充滿著衝突與合作之地。在東南亞，文化和歷史血脈相連的印尼和馬來西亞亦不例外。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西邊的馬印交界處，這鮮為人關注的邊陲，正正是突出了邊界議題複雜性的絕佳例子。這裡是馬來西亞沙巴洲…

《5  延用老牌產品招客，仍然行得通嗎？》（上）（下）

「犀鳥之鄉」10幾20年來乃是以文化、探險與自然為旅遊促銷宣傳的招牌。從最初製訂的砂州第一旅遊發展大藍圖，延續到明年開跑的第三大藍圖，也同樣是吃回老本，以這「鐵三角」主菜出擊。

年復一年過去，我們所堅持的人文、探險與自然的旅遊三部曲，還是難以開拓強大的遊客市場，或是產生潛移默化作用，以及吸引遊客去而復返，顯示了三線強打的策略仍有欠火候，還未能具備了迷人魅力，更沒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旅遊品牌。…

二、「詩性」與「靈性」的互釋

無論詩人還是哲人、詩性還是靈性、神學還是人文學，都在追尋一定的「意義」。而所謂「信仰的危機」，實際上是人們對既有的「意義」系統的質疑。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買過一幅畫，題為「新天使」(Angelus Novus)。他寫道：「在這幅畫上，天使好像要離開他正在凝神沈思的對象。他的眼睛還在注視，嘴巴張開，翅膀卻已經鼓起。這正是對歷史天使的描繪——他總是面向過去，總是盯著一個接一個疊加在他腳下的災難。他想停下來，喚醒死去的、修復破碎的，但是從伊甸園吹來了一陣風，這風是那麽有力地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天使已經無法將翅膀合上。這風無可阻擋地將他推向他所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廢墟卻離他越來越遠。這風，就是我們所說的進步。」(24)…

當代文化研究的對象，無論多麼的不確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不是傳統的精英文化，而是與工商、與技術聯系在一起的當代文化。美國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認為：“當人們提起‘古典文化’或‘天主教文化’時，人們會想到一整套世代相傳的信仰、傳統、儀式和訓諭，這些東西在歷史進程中獲得了某種同質風格。但是現代性完全不同，它和過去決裂，把過去作為已過去了的過去，然後將其投擲進現在。”[49]認真地面對文化產業和大眾文化，需要一個立場與視角的轉換。轉換立場，就是從精英轉向“大眾”或“人民”。此點由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說明：“大眾性是文化研究的一個必然焦點和要求。作為一種政治追求，它是反精英的；它要求我們不要把自己與群眾完全分開。我們確實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一直在全力影響他們自己的歷史征程。”與文化批判把“大眾”或“人民”視為被操縱的對象不同，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羅斯伯格強調，“人民”是從屬的而不是被操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