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種自覺的危機意識才使我們不得不返回到自然生命[12]，但前提卻是：“敞開者本身必定已經以那種我們能夠使它獲得無庇護性的方式而使我們轉向它了”（第306頁，有改動）。里爾克自詡這種方式能夠使無庇護狀態“在最廣闊的範圍內”得到“肯定”，從而抵禦一切使我們封閉的“規律”；海德格爾卻指出這個“最廣闊的範圍”並不是真正的敞開者，而不過是“全部存在者”（自然、生命等等），因而它也不是真正的存在（雖然被誤認為“存在”）。在這里我們“經驗不到存在的任何本質”，哪怕他把存在命名為“敢冒一切險的冒險”。

不過，這種把存在者整體當作存在本身的誤會並不是起於里爾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巴門尼德把存在稱之為“一”並想象為“球形”（Sphaere，亦有“範圍”之意）的思想。但這種“存在”只不過意味著“在場”，“在其中遮蔽的是：它來自使在場者本身成其本質的無蔽狀態”（第307頁，有改動）。只是在巴門尼德那里，這個“球形”並沒有被對象化地加以表象，而是可以被思考為“在解蔽著和照亮著的一的意義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第307頁），即還保留著從“存在”方面來思考（從而達到“解蔽”）的維度；相反，里爾克卻是“著眼於這個球形的各個面的完備性這種意義上的存在者”來思考球形的（參看第308頁，有改動），即把它看作我們面前的對象，我們既要看到它的這一面，也要“肯定”它的“被我們所遮蔽”的背面，如“死亡”。技術的對象化活動規避和否定死亡，只承認現存的東西；里爾克試圖“不帶否定意味地來解讀‘死亡’這個詞語”（第309頁），即以“敞開”的態度在更高的層次上肯定死亡是“球形”的另一面（背面），“但這種肯定並不是把一種否定顛倒為一種肯定，而是把肯定的東西認作已經擺在眼前的東西和在場的東西”（第309頁）。就此而言他並未超出技術的對象化的自我貫徹活動，因為他仍然只把否定的東西（死亡）當作現存的東西來承認。

但海德格爾認為，死亡並非“擺在眼前的東西”，而正是從不知何處“觸及我們的規律”並且是我們的最高規律，它在最廣闊的範疇內把我們聚集為一個存在者整體，並使我們處於一種“比生命本身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的“無庇護性”中（人隨時可能死），但也給我們帶來一種“安全狀態”（反正不過是一死）。這種無庇護性和安全狀態與現代世界對象化的表象制造中的無庇護性和安全狀態具有等級上的差別，後者對思維和對象進行抽象的區分，使對象之物失去了可直觀的感性形象，只有一種依靠計算的“安全”（有把握）和一種主觀意識中內在的“無庇護性”。但對現代世界這種無庇護性的顛倒也已經在主觀意識內部開始了，其苗頭一是笛卡爾的“我思”(egocogito)，它將一切可計算的對象都聚集在主體中了；進而是帕斯卡爾發現了與計算理性的邏輯相對立的心靈邏輯，從而使無庇護性的範圍伸展得更廣了[13]，即擴展成了最廣義的“世界性生活”。這就是不可見的、超時空的內心生活（“內在空間”），它在里爾克那里被表述為“世界性此在”(weltischeDas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