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從詩向語言的突圍——讀《詩人何為》(5)

必須注意,上述荷爾德林的兩句詩中,詩人並沒有許諾“有救”(這是孫周興的翻譯,似不妥),而是說“生出(waechst) 拯救”。海德格爾解釋說,“也許任何不是從危險所在之處而來的其他的拯救都還無救”(第301頁);而由於這危險是與人的本質攸關的危險,即進入虛無或深淵的危險,所以這種拯救就是最大膽的冒險,因而也是最無把握的冒險。之所以無把握,是由於它沒有任何既定的存在者作為依據,而全憑作為絕對冒險的存在本身去“生出”。因此“人甚至有時大膽冒險更甚於‘生命本身’”,“比冒險更大膽冒險,比存在者的存在更加存在起來(seiender)。”(第302頁,有改動)但里爾克的上述詩中卻把這種“冒險更甚”理解為“意願(wollen)冒險”,這就露出了破綻。

海德格爾說:“然而,這種意願的提高會超出有意的自身貫徹活動的無條件者嗎?不會。……那出於意願之本質而意願更甚者,遵從意志更甚於遵從存在者之存在。”(第302頁,有改動)這種“冒險更甚”決不是什麽好事,它固然超出了“生命”(即存在者之存在),但卻陷入了意志對意志的突,看誰“更具有意志”。這種尼采式的“強力意志”盡管不是“出於私利”,但其實只不過是比動植物“更多一點冒險之氣”而已[10],意思是“多一點點、一絲兒、一薄層”。),而並沒有根本性的突破。

它誠然在把我們拋入無保護性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安全”(Sichersein,即“有把握”),也就是使我們“無憂煩”(ohneSorge)、無計算、任情使性、不顧後果地去“大膽冒險”,從而對現代技術社會的“無條件制造”有一種反叛作用;但是“這種安全絕沒有排除以有意貫徹活動所建立起來的無保護性”(第304頁,有改動),它不足以拯救現代社會的危機,相反,它只是置身於任何保護關係之外而已。里爾克已看出,“最終保護我們的是我們的無庇護狀態”;但當人比動植物的生命“冒險更甚”之際,他就已經“告別”並拒絕了那種低層次的“敞開者”。因此人要從那種無保護狀態獲得保護就必須使這一過程“顛倒過來”,“從而使無保護性轉向敞開者並進入敞開者中”(第305頁)。所以那“求意志的意志”(或“強力意志”)就應當是回覆到動物的原始的生命本能[11])。這大致也就是里爾克對“是什麽促使詩人去冒險”這一問題的回答。

但里爾克同時卻又說,除了這種“無庇護狀態”外,還有一種方式保護我們,這就是詩中說的:“以及我們看到它[指“無庇護狀態”]有危險,就使它轉變為如此敞開,/以便在最廣闊的範圍內,在凡是有規律/觸及我們的地方,都將它肯定。”這種方式與前一種“任其自然”或“返回原始”的方式是不同的,並不是先有一種任其自然的原始“無庇護狀態”,然後在它遇到危險時,我們就把它轉變為能夠經得住規律的敞開狀態;而是當我們作了這種轉變時,“無庇護狀態從一開始就作為整體在其本質上被轉變了”(第305頁,有改動)。就是說,這其實完全是另外一種“卓越的”(ausgezeichnet)敞開方式,其卓越之處在於,我們“已經看到”無庇護狀態是一種危險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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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說書

Posted by Host Studio on May 14, 2017 at 4:30pm 7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