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術語混亂，不少人主張回到俄文，例如電影學家波德維爾就直接用俄語拉丁化拼寫[11]。波德威爾的中譯者跟著譯成「法布拉/休熱特」[12]。這對一般讀者記住外文發音的能力要求太高，本文建議譯為「底本/述本」[13]，無非求個意義清晰而不會與常用非術語混淆[14]。本文先行清理術語，並非無事生非或是刻意求新，到本文作結時會說清楚目的。本文所引用的各家論者，原本用的術語各不相同卻互相錯疊，為避免處處解釋造成行文拖沓糾纏不休，筆者不揣冒昧，全部改為底本/述本。…

研究者對於這一觀點局限性的認識十分緩慢，不論是佃農階層還是城市工人階層研究，在材料方面還有不少難以彌補的空白。只因他們的世界觀不夠「有趣」，許多文化術語就這樣無法以其本來面目記錄。像工人階級傳統這樣的文化要素，最多不過是被當作一種「馬後炮」式的思考，僅是為某一特定階層形象已有的固化觀念提供史學和現象學的素材而已。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過去的研究者對於民間詩歌所保有的浪漫主義的研究興趣是幼稚的。恰恰相反，對民間詩歌的研究有其充分的社會價值，即便這些價值並不十分明確。從這一角度來說，縱使正式講話也應該以嚴肅態度進行研究，作為局外人的威廉·威爾森(William A.Wilson)就是這樣在芬蘭進行研究的，人們沒有理由被宣傳的批判分析嚇倒。…

(一)絕句

昨日是以詩來尋覓，那躲藏著的自己，

如今卻以自己來尋覓，那躲藏著的詩。

(二)謊言 

夜深了　在高原的天空上 …

所以，你必須提供符合中產階級的審美和服務標準的時候，這個時候大家又會馬上遇到兩個問題。服務誰來提供？你的運營人才怎麽來？歸根結蒂都是人的問題。

臺灣地區的方式是讓原住民成為服務的提供者。

當地的原住民，農民小電商的教育轉型，也就是說你一定要有原住民在當地，然後透過教育提升的方式讓他們成為最好的服務提供者。否則的話，你把原住民都趕走了，你再招進來一批新人，而且這些人是領薪水的，只是在當地給你服務，這種人很不容易留下來，而且最後在運營上會產生很大的難題。

文創的關鍵詞，在這里其實這是一個很基礎的觀念，但是大陸恰恰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把各個界限都分得太清楚了。…

闡釋對象的確定性究竟意指什麽？在我理解，按照張江的邏輯，絕不是指意義的唯一性。假如一個文本只有一個確定的意義，那麽，在一位闡釋者準確地揭示這一意義之後，一切闡釋就都不再需要了。這種見解實際上是一種自然科學思維，或者認識論框架內的主客體認知模式的產物。如果我們追問一塊石頭的構成元素是什麽，那麽答案只有一個，它一旦被發現就不需要再追問了。如果我們追問《紅樓夢》的意義究竟是什麽，那麽答案就不可能只有一個，關鍵看你從什麽角度和層面上來看它。只要有新的審視角度就會有新的意義現身。…

聽覺敘事的研究意義，不只體現於視聽文化激蕩之際聞雞起舞，更為重要的是響應文學內部，因聽覺缺位而郁積的理論訴求。眾所周知，當一種感官被過度強化，其他感官便會受到影響。



在當前這個「眼睛」全面壓倒「耳朵」的時代，人們的聽覺已在一定意義上為視覺所取代。文學敘事是一種講故事行為(莫言說作家是「講故事的人」)，然而，自從故事傳播的主渠道由聲音變為文字之後，講故事的「講」漸漸失去了它所對應的聽覺性質。



「聽」人講故事實際上變成了「看」人用視覺符號編程的故事畫面，這種聾子式的「看」猶如將有聲電影轉化成只「繪色」不「繪聲」的默片，文學應有的聽覺之美受到無情的過濾與遮蔽。按理來說，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應當早就被人察覺，然而，人的感知平衡會因環境影響而改變，就像魚對水的存在渾然不覺一樣。…

第一文化研究始終沒有認真地把“文化”概念化，並盡量避免給文化下定義。無論是在英國還是要在全球，霍爾的權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的兩篇文章《種族、文化與交流：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文化研究：兩種範式》，都沒有對文化研究的核心對象進行界定。這就是說，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認可了多元論傾向和多樣性形式，它允許各種設想與過程的靈活性，允許分析上的自由以應對文化生活不斷變化的複雜性。



這種缺乏界定研究之核心對象的意願，一方面意在提倡一種寬鬆和開放的知識態度，既不保證在各種特定語境內所追問之問題的重要性，也不保證如何回答那些問題；另一方面也蘊含了它方法論上和程序上的不連貫性，它沒賦予任何方法以特權，也不排除任何方法。…

台海局勢越來越緊張，兩岸中華文化要充分發揮其既有軟實力，目前有一定的阻力。

在這特殊歷史時期，新加坡看見了她在國際文化生態裡的定位。





李顯龍在2022年度國慶羣眾大會上的講話，顯示了新加坡政府在延續前一代領導人的文化戰略。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

民俗這一概念正在經歷又一次嬗變。縱觀學術史，這是很常見的現象，每個時代都有其關於核心概念(如果它們真的是戰略核心概念的話)的特定解讀，以及據此引入、開發的新的分析工具，尤其對於人文學科而言，這些概念上的變化通常是緩慢的：舊概念早已不具備學術生命力，卻仍在發揮作用，這是由於新概念想要得到普及應用尚需時日。正因如此，我們可能需要不時地停下來，檢視當今民俗與大約半個世紀前的民俗在概念上的區別，畢竟目前大多數研究者所內化和使用的概念還來自那個時代；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謹記，這些老舊觀念通常根植於更早之前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換句話說，每個時代的研究工具有著來自過去不同年代的烙印。我們欠缺對這些學術概念的代際差異及其關聯與整合的討論，這也使得研究者的內在學習發展成了一種試驗過程，盡管可以嘗試對同類理論或學說進行對比，但研究者對於研究材料的把握還是充滿著隨機性。…

這味覺化漢語的偉大受造物，使張棗在因晚期肺癌而周身疼痛的彌留之際，居然寫出或說出了如此離奇而有祝福意味與和解意味的句子：

 別怕。學會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

 高興一點，會好起來的(63)。…

唯有在這個紀律嚴明的前提下，張棗才有可能在其想象中，摘取那枚得時之鮮桃；而在他筆下，也才可能有向外溢出的濃烈詩味——

 這是我鍾情的第十個月

 我的光陰嫁給了一個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來的鮮桃

 讓你清潔的牙齒也嚐一口，甜潤得

 讓你全身膨脹如感激……

 (張棗：《何人斯》)…

藝術家與相關學者或是冀望以批判協商、能動黏合的前沿理念讓作品發生革命性突破，使作為「自律實體」的藝術生產與「社會事實」達成本質上的辯證統一；或是將中國鄉村視為未受現代化汙染的精神烏托邦，懷揣對文化身份確立和重新書寫的追求；或是受權威機構和城市過度集中的藝術資源的擠壓，到鄉村去尋找一個施展才華的新場域……2000-2020年二十年間，中國當代藝術的鄉村轉向實踐，在形式上逐漸形成了主體多元化、媒介復雜化、內容事件化、實踐形態項目化等特點，並基本形成了藝術運動之規模。

二、中國藝術鄉建的本土化問題與方法論困境

 …

這種指責與如下的發現相衝突，維柯成功地記錄了民族之間相互影響各種文明及其產物相互交流的事實。比如說，拼寫的書寫形式由迦勒底人傳給了腓尼基人，又由腓尼基人傳給了埃及人；無論如何，維柯的規律不是經驗的而是哲學的，並且涉及了人類心靈自發的創造活動。然而，準確地說，正在討論的問題是規律的經驗方面而不是它的哲學方面。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回答好像和我們已經暗示的一模一樣，維柯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其他的情況考慮進去——重新再提剛才的事例——當一個研究人生中不同階段的人在模糊的想像和類似的青春期現象中描述第一次性渴望的表現方式時，他不會考慮經驗豐富的人為缺乏經驗的人傳授愛的知識，因為，他打算解決的不是關於模仿的社會規律而是有機體發展的心理學規律。如果有人說，即使沒有模仿和老練，性渴望依然會出現並且要求得到滿足，那麽這種說法無疑是僅僅斷言了一個由卜伽丘收進《十日談》里的、東方傳奇之中的無可爭辯的真理；但是，與此同時，它也為著名的、更有爭議的維柯的警句提供了最完整的近似物。…

在中國，利用古物來研究歷史的做法於宋代開始走向成熟，並正式形成了一門古器物學，正如張光直所指出的： 「古器物學，作為傳統的歷史學的附加成分，形成於宋代。」宋代出現了不少著錄古器物的著作，當然， 「這些著錄的主要目的，不是建設一門作為歷史材料的獨立範疇的基於對古代遺物研究的新學問」，對它們的使用，必須與對文獻的使用結合起來， 「古代的器物名稱蘊藏著許多重要的信息，對它們的任何研究都必須與古代的文獻結合起來。」「不過，宋代考古學家也試圖做一些別的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僅僅協助歷史學家。」在西方，第一個歷史專業於1759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誕生。其首任歷史學教授約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爾便大力提倡當時仍被視為歷史輔助學科的紋章學(her-aldry)、錢幣學(numismatics)、地理學等，…

這也可見於德里達的論說：「符號（能指）指涉概念（所指），概念又指涉世界，從而使我們得以把握……世界；……但是符號與所指之間的區別，又意味著沒有任何符號可以完全（即沒有歧義地）等同於它所指涉的對象；符號並非直接指涉事物，而是指涉其它符號，其它符號也同樣是指涉另一些符號。」(30)



在羅蘭·巴爾特看來，這似乎可以成全一種無限圓滿的「意義神話」或者他所謂的「文本的愉悅」，但是「意義」不斷被延緩、衍生和變化，並不能解決「意義本身」的問題。在一般的文學閱讀中，這也許可以帶來某種「愉悅」，不過信仰或者價值的問題畢竟很難從屬於這種「審美的統治」。因此庫舍爾(Karl-Josef…

三、研究方法

傳統的時間研究經常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對工作時間、休閑時間、時間制度、時間運用等問題進行研究。之後，受當代社會學的日常生活轉向思潮的啟發，學者們越來越重視時間與日常生活實踐的內在關聯性。日常生活的時空被認為是在實踐中「得心應手」「司空見慣」、非反思和習慣化的世界，是一個被人們所熟悉和不斷重復的時空[31]。應該說，以時間為基準，在獨特敘事中理解人的細微、切身的狀況，日常生活蘊含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和基礎問題[32]。

從方法選擇來說，日常生活轉向的社會學研究注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關係的建立;…

小鳥劃過眼簾，蔥綠的山林

在高高的雲端聆聽大自然的歌

風鑽不進你的心臟

盲目的徘徊 推起千萬重綠浪

身在其間，我無力打開一本書

向東眺望，或者感受你的神秘

或者只有古樸的棚民，讓我心疼

 …

藝術介入鄉創的實踐激活了鄉村地方創生「人文地景產」的系統資源。藝術介入強調人的經驗和行為的整體性，重視以系統觀念研判鄉村的地方資源。以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學派認為，人們通過空間、光線、色彩、運動等來自外界的視知覺刺激形成「知覺場」，進而由大腦組織成為一個整體的「完形」感知，最終獲得由事物的各部分組合而成的整體效果[9]。…

張江教授的《再論強制闡釋》一文對「強制闡釋」問題做了進一步深入闡發，在闡釋對象的確定性、「強制闡釋」現象產生的心理原因以及克服「強制闡釋」的具體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見解，對推動闡釋問題的學理性探討和建構中國當代闡釋學具有重要意義。但該文在闡釋的有效性及「文學闡釋」等問題上所持觀點尚可進一步商榷。主張闡釋對象的確定性並沒有問題，但這種確定性不能理解為意義的唯一性，它還包括文字背後隱含的豐富意蘊。對於闡釋而言，「追問真相」是「意義建構」的基礎，文學闡釋不僅僅是尋求「共鳴」，而同樣是一種「意義建構」。…

內容提要：聽覺敘事研究的意義，在於通過闡揚聽覺的藝術價值，針砭文學研究的「失聰」痼疾。由於漢語中缺乏相應的話語工具，有必要創建與「觀察」平行的「聆察」概念，引進與「圖景」並列的「音景」術語。敘事中的「擬聲」或為對原聲的模仿，或以聲音為「畫筆」表達對事件的感覺與印象。視聽領域的「通感」可分為「以耳代目」和「聽聲類形」兩類，後者由「聽聲類聲」發展而來——聲音之間的類比往往捉襟見肘，一旦將無形的聲音事件轉變為有形的視覺聯想，故事講述人更有馳騁想象的余地。聽覺敘事研究的一項要務是「重聽」經典，過去許多人沈湎於圖像思維而不自知，「重聽」作為一種反彈琵琶的手段，有利於撥正視聽失衡導致的「偏食」習慣，讓敘事經典散發出久已不聞的聽覺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