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藝術介入鄉村文創的鄉創智庫平臺。文創鄉建工作由文化和旅遊部、國家鄉村振興局共同指導，加強規劃統籌，盡快出臺《文化創意支持鄉村振興行動計劃(2021 -…

創新協同是藝術介入鄉村文創的營造拓維和創意融合。藝術介入鄉村文創的起點是文化作品的創作，過程是文化商品的研發。文化商品包括純粹型文化商品和混合型文化商品。其中，純粹型文化商品是一種「純」文化商品，指以直接滿足精神文化消費為目的的商品，比如鄉村演藝、鄉村電影、鄉村紀錄片、鄉村工藝美術品等；混合型文化商品是滿足生理需要的功能性價值與滿足精神需要的文化性價值相混合的文化商品，包括「半」文化商品(功能價值和文化價值同等重要，比如創意美食、茶道文化等)和「泛」文化商品(以功能價值為主，但文化價值決定了該商品的最終市場價值或受歡迎程度，如路易·威登時尚奢侈品、哈雷摩托等)。文化商品的功能價值來源於科技手段的「硬創新」，文化商品的文化價值來源於藝術手段的「軟創新」。作為藝術介入的創新協同，即「硬創新」與「軟創新」的「巧創新協同」。藝術介入的創新協同包括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市場創新…

故事驅動是藝術介入鄉村文創的營造起點和內在行動的驅動力。從實踐層面而言，故事驅動包括文化故事的母題萃取、文化情懷的原型提煉和文化消費的趨勢洞察等三個維度[12]。鄉村文創的故事母題往往孕育於鄉村文化資源和文化遺產之中，散落於民間傳說、歷史神話、民俗生活、名人軼事等鄉野四處，並與更為宏大敘事的殿堂藝術、國族歷史相對照，進而尋找到故事母題的文化坐標和時代價值。文化萃取的藝術介入主體從當下人們有溫度的生活方式出發，用一種持久而溫和的手段實現創意活化。文化情懷的原型提煉是藝術介入者從藝術品的創作者和文化產品的創業者視角出發，探尋創作者和創業者的價值追求。在更廣大的人類社會和更深遠的人類歷史之中，這些價值追求就被置換成故事原型的本質探索。故事原型是人類集體無意識的表現，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規定，是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存在的文化基石。在榮格(Carl Gustav Jung)看來，原型是一種「古老和久遠的」「式樣或模型」，以神話角色的形式，存在於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之中[13]。在此基礎上，瑪格麗特·馬克(Margaret…

（三）敘事性設計的特征。敘事性設計具有相關性、互動性和表述性的特點。在敘事結構上，敘事性設計的形式與意義緊密聯系，通過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來闡述敘事性設計的形式[4]；在敘事對象上，設計師和用戶為兩個敘事人物，是「給予」和「獲取」的互動關係；在情感體驗上，敘事性設計通過設計手法，把歷史文化進行合理的延續，讓「故事」承載文化，傳遞產品的文化內涵和設計理念。

二、旅遊文創產品

（一）旅遊文創產品理論。旅遊文創產品融和了旅遊紀念品和文化創意產品的概念，即加入旅遊地區民俗特色元素，結合傳統工藝和風格，具備旅遊紀念品特征和含義的產品[5]。旅遊文創產品的核心吸引力是通過文化吸引旅遊者，因此文化屬性是旅遊文創產品的重要特點。…

聽覺不但比視覺更「酷」，其發生也較視覺為早。人在母腹中便能響應母親的呼喚，這時專司聽覺的耳朵尚未充分發育，孕育中的小生命是用整個身體來感受體外的刺激，而眼睛在這種狀態下全無用武之地。聽覺的原始性質決定了人對聲音的反應更為本能。《周易》「震」卦以「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等生動敘述，來反映「迅雷風烈」情況下人的鎮靜自若；《三國演義》第21回曹操邀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曹操的「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把劉備唬得匙箸落地，此時倘無驚雷突至，為劉皇叔的本能反應提供再合適不過的借口，多疑的曹瞞一定不會將其輕輕放過。T.S.艾略特將藝術範疇的聽覺反應稱為「聽覺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

史密斯指出：底本這個概念之提出，第二個目的是解釋為什麽對某一事件可以從不同角度講述。針對查特曼所說述本是對底本的「時間變形」，她反駁說：這是假定底本的時間是「零度變形」的線性敘述，而其他各種述本構成了一個變形程度的序列。例如熱奈特認為民間故事「比較按照時間順序」展開，而文學作品（例如《伊利亞特》）則常常「從中間開始」。史密斯認為熱奈特這說法沒有根據，「非線性」是敘述常態，不是例外。甚至人對事件的經驗或回憶，作家的構思也一樣零碎散亂變形，不存在「事件原時序」。

因此，史密斯的結論是：任何形態的簡寫都不是底本，雙層模式「經驗上成問題，邏輯上脆弱，方法論上混亂」[22]。理論上不能成立，批評實踐上也沒有必要采用。

當時正是查特曼《故事與話語》（Story and…

這里我們不去辨別兩種觀點的是非對錯，我們感興趣的是對古史的闡釋立場。同樣一條材料，疑古者可以闡釋為偽造古史的證據，信古者則闡釋為古史的證據。二者皆有邏輯嚴密的論證，看上去都似乎無懈可擊。這說明，「先入之見」對於闡釋的結果而言有時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這種現象中國古人早就意識到了，孔子有「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之說，《淮南子》也說：「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繆稱訓》)可見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歸根結底都是「先入之見」的結果。「先入之見」規定了闡釋過程的指向，闡釋者只選擇那些可以證明此一指向的材料而忽視那些不符合此一指向的材料，闡釋的結果實際上已經先行存在於闡釋者的「先入之見」中了。…

（二）文化產業制度的內容體系：文化產業政策、法規

首先，文化產業政策的界定和內容研究。葉南客（2003）認為，文化產業政策是各級政府為了實現社會經濟目標，彌補修正市場機制缺陷而制定的帶有特定導向性的文化生產、流通、消費等規章條款系統。[9]



劉吉發（2005）將文化產業政策定義為：政府為了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根據文化產業發展客觀規律，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整文化產業關係，維護文化產業運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達到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最優配置，重新調整文化產業經濟活動的一種政策導向。…

在台北動物園的儘處

在被團團圍住的高高的鐵欄桿之內

一頭斑斕奪目的長頸鹿

怡然的昂首，且揚着

長長的

前蹄

有時，它着佝僂自己身軀的

最突出的部份…

月在樹梢漏下點點菸火

點點菸火漏下細草的兩岸

細草的兩岸漏下浮雕的雲層

浮雕的雲層漏下未被蘇醒的大地

未被蘇醒的大地漏下一幅未完成的潑墨

一幅未完成的潑墨漏下

急速地漏下

空虛而沒有腳的地平線…

圓圓的，那些喜愛沐浴的嬰孩

撥開宇宙的光，連同一些雲霧

連同一些滔滔聲

連同一些彎一些彎

這初生的逸樂的剛剛見過世面的

關於海喲

那裡來，怎樣形成…

《 5  延用老牌產品招客，仍然行得通嗎？》（下）

宣傳工作缺深度

本州進行的文化旅遊宣揚工作缺乏深度和感染力，一直改不了重於表演，忽略帶出內涵的老毛病，以致難以引起共鳴。

長期以來，從酒店到文化村乃至海外旅遊促銷團，很常是僅僅以跳跳幾支舞或彈奏樂器助興，如此介紹砂拉越的方式，固然是有娛樂大眾的效果，但要如何讓腦海一片空白的外客發掘到民族內涵，確實是匪夷所思。

 …

維柯宇宙論的基本概念是由形而上學的點提供的，數學在形而上學中的運用在這里得到了表達，維柯把這一過程看成是與創建過程相似的過程。例如，從幾何的點產生出線和面，被規定為是至小無內的點證明了在其他方面不可測量的線能被等分為組成它們的點。



因此，設定點不是幾何學的點而是形而上學的點是合理的，盡管形而上學的點不是廣延的，但它可以產生廣延。在不動的上帝和運動著的物質之間，那個運動著的中間位置被形而上學的點取代了，形而上學的點的屬性是意動、無限的能量，它是試圖在宇宙的某一部分產生和維持每一個獨特事物的存在。



物質的存在不是別的，只是維持宇宙擴展的無限能量。能量均勻地潛藏於所有廣延的客體之中，它們也許是不均勻的；還有，運動的無限能量潛藏於所有特殊的運動中，可是它們也許是不均勻的。…

綜上，本文陳述了以艾柯、羅蒂、卡勒和張江為代表的四種闡釋模式，假若以闡釋家不做苛求的某一主導身份為標識，或者我們可以分別名之為小說家、哲學家、批評家和理論家的闡釋模式。在小說家如艾柯，闡釋的語境可以無窮無盡，然文本必有其字面的意義。文本發生之初的文化和歷史語境，構成日後一切闡釋的發生點，是以闡釋應有邊界。在哲學家如羅蒂，闡釋就是使用，要看它是不是實用，而不是取決它是不是名副其實，構成所謂的真理。故闡釋是一個不斷進取的、不可分裂的完整過程，不存在所謂的原初的、本真的意義。在批評家如卡勒，闡釋語必驚人，與其不溫不火四平八穩，不如走極端路線。所以「過度闡釋」情有可原，因為它說到底是力圖將作品文本與敘事、修辭、意識形態等勾連起來，而且艾柯本人在這方面，其實就身體力行的代表。在理論家如張江，闡釋必須具有公共性，私人性質的個體闡釋可以存在，但是必須接受公共理性的約束，以升華為公共理解，舍此不足以言闡釋。故闡釋也是一個權力問題，是實現文化領導權的關鍵組成部分，不應回避它的政治目的。…

任何詩人不得創作違反法律規定的不符合公共標準的作品，這些標準就是正確、高尚、優良，也不得在將其作品送交負責審查的官員和執法官審查，並得到批判之前就隨意向他人表演。這些審查官實際上是我們在選舉負責音樂的官員和教育總監時任命的。[8]…

內容提要：梳理文化創意産業領域情境創意的相關研究，指出通過互聯網技術將消費者融入到文化生 産和創新過程的路徑，總結歸納出助推江蘇文化創意産業髮展的四種情景創意：（1）根植於創意來源的消費 者共同創造，實現“創一”+“創益”；（2）緻力於創意轉換的項目組織建設，實現“創藝”+“創異”；（3）得益於創 意實現的文化事件打造，實現“創議”+“創憶”；（4）着眼於創意政策支持的創意治理，實現“創宜”+“創易”。

一、概念的提出及發展 1…

不但荷馬史詩和雅典悲劇既假且壞，柏拉圖實際上還認為，幾乎當時所有的文化形式，都不可能完成教育公民的重大使命：

比如造型藝術： “我們要不要同樣地監督其他的藝人，阻止他們不論在繪畫或雕刻作品里，還是在建築和其他藝術作品里描繪邪惡、放蕩、卑鄙、齷齪的壞精神？哪個藝人不服從，就不讓他在我們中間存在下去，否則我們的護衛者從小就接觸罪惡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臥毒草中嘴嚼反芻，近墨者黑，不知不覺間心靈上便鑄成大錯了。”“繪畫以及一般的摹仿藝術，在進行自己工作時是在創造遠離真實的作品，是在和我們心靈里的那個遠離理性的部分交往，不以健康與真理為目的地在向它學習。”[3]…

實際上，隨著爭論的展開，向著一種‘學科化’的文化研究的任何轉移，都會構成一種話語對規劃進行控制，而控制的概念在其中一開始就被理解為獨裁主義的，因而是以某種方式與文化研究對立的。倡導文化研究工作的這種開放性、鬆散性或未完成的特點，因而成了一種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的標誌。”[61]



所謂“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當然包括從現行學科體制中解放出來。所以，盡管對“文化研究是什麼”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但始終沒有出現準確的、可以達成共識的答案。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1990年霍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明： …

這意味著民俗研究必須首先從現存社區的視角出發，更明確地說，只有這樣的民俗研究才具有其功能性。社區的身份認同和自我認知是一個變量，因此，核心民俗無須具備持續性的特征；民俗資料同樣也不具有所謂的持續性，這樣的持續性特征存在於社區處理、理解、評價民俗資料的方式。

這個有些激進的觀點是本文中民俗定義的精髓。而將一個社區基於傳統的文化創造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討論時，本文也采用了更加傳統的定義。當然，這一定義同樣建立在社區及其認同、采納、不斷創造的民俗文化之上。然而，這些民俗文化並不一定一直是核心民俗，只要是基於傳統就足以使其成立。至於民俗觀察者是否必須來自社區之內或必須經由社區同意則是有爭論的，想必不是這樣。…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口述史開始起步。起步階段的主要工作是介紹西方口述史相關著作，只有少部分專家開展口述史訪談實踐。三四十年過去了，如今從城市到鄉村、從單位到個人，廣大口述史工作者將國家記憶和民族、民眾記憶融為一體，正在構建中國口述史的百花園。



伴隨著中國口述史研究的起步和發展，口述史的規範化工作也從無到有。進入21世紀以來，各類口述史工作規範紛紛出現，推動了中國大陸口述史工作規範的本土化。本文著重對筆者所見的、由相關機構主導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口述史工作規範化的模本做一分析，以求正於學界。

一、中國大陸口述史工作規範的三種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