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生產落後，物資緊缺，生存是最迫切的問題。這是一種表象的單調，而非本質的單調，因為其中隱藏著八億多人對於獨立、富足的渴望。面對這種隱而不顯的豐富性，羅蘭·巴特的分析方法失效了。

他不懂漢語，他的符號學理論被懸置起來；他在中國匆匆而行，無法深入日常生活，他的大眾文化理論也被懸置起來。他能做的僅僅是根據域外視野制造一個表象意義的中國。二00九年，這個文本刊行於世，在西方文明停滯和中國進步的對比中，這種奇異性對於中國不再具有衝擊力或傷害性，但對於那些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仍舊會引發誤會或偏見。

自十六世紀以來，外國人觀察中國時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觀點，但也無法避免無端的想象。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里，他們往往難以進入深層的日常知識領域。日常性才是一種文化的實踐狀態，也是這種文化對於自身內涵的全面展示。他們對於流動的表象可能會有獨特的理解，但未必能突破時間—空間距離，理解其中的內涵。日常敘事不能停留於表象分析，無論這種停留是時間性、空間性，還是知識性的，因為停留會觸發非實證性的想象力，然後制造虛擬的敘事類型。這是域外視野的缺陷。

對過去，我們能做的只是從本土文化角度去審視或批判這類奇異的歷史文本。然而對於當下的日常生活，我們有必要，也有能力創造本土化的敘事類別，即使不能引導域外視野，至少能使之進入一個接受本土化質疑的實證空間，弱化因稀缺而導致的壟斷性。這個工作是緊迫的，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存在都不想受制於那些匆匆而行的外國眼睛。

如果本土文化意識放棄了當下的闡釋權，域外視野可能會濫用這種權力。日本APA酒店社長元谷外志雄是一個諳熟此道的右翼人士。二0一七年，他在酒店的每間客房放置了一本書，否認日本侵華罪行。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他要以一己之力重塑歷史記憶。中國政府和民眾嚴正抗議，在日華人組織了反對元谷外志雄的遊行，要求他實事求是。但他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支持，有恃無恐。

元谷外志雄意識到日常生活具有重塑歷史記憶的功能，只要在一段歷史記憶上不斷覆蓋異質性的日常生活，就有可能改變它。如果我們忽略了這個日常事件，他就獲得了部分意義的成功。如果我們忘記了這個事件，他就有可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否認有罪的歷史，這是一個違背歷史理性的行為。我們要如何應對呢？記錄，將這個很快消失的事件變成文本，使之進入長時段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領域。表面上，這是日常敘事的歷史功能，實際上是當下闡釋權的歷史功能。

二十世紀末，西方學術界提出了很多新概念，例如當下史、即時歷史等，但在文字制度的沖擊下，相關實踐並不成功。鑒於此，在構建中國日常敘事時，如果我們像在其他領域一樣，過度依賴西方理論，忘記了當下，以及當下的處境，可能會掉入理論的陷阱，就此放棄了當下的闡釋權。而放棄當下可能會失去構建中國話語的機會，因為當下才是理論之源。

（《流動的豐盈：一個小區的日常景觀》，徐前進著，上海書店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