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動機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去世，將皇位傳給二十二歲的皇太孫朱允炆（1377-1402）。年輕的新皇帝改年號為「建文」，與「洪武」相對，象徵著明代國初重武之風的終結與文治之政的正式開啟。1 但建文帝繼位後便立刻面臨皇權危機，此種威脅來自於在外坐擁重兵、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遜的諸位藩王。為免去此種威脅，建文帝採用兵部尚書齊泰（?-1402）及太常卿黃子澄（名湜，後世多以字稱之，1350-1402）之策， 施行削藩。然而當時身為強藩之首的燕王朱棣（1360-1424）不甘失去權柄，加上早對皇位抱持覬覦之心，遂以「誅討奸臣」為名，2 誓師「靖難」，於建文四年（1402）攻陷南京， 終結了建文朝的統治，如願登上皇位，改年號為永樂，即日後的明成祖。3

即使建文政權在這場國初內戰中淪為失敗的一方，黯然退下歷史舞臺，但無論就明代歷史，或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建文朝（1399-1402）都是個相當特殊的時期，雖只有短短四年，並由於政治因素而缺載於國史，卻一直不曾被人們遺忘。靖難之役結束了建文政權的統治，也徹底扭轉了大明帝國往後的發展方向，其於明代政權演變過程中扮演的微妙角色，使建文朝相關議題成為一種禁忌，仿如暗影般籠罩著整個明代，不僅困擾著身為成祖子孫的歷任統治者及其臣民，也深刻影響了明代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的運作和發展。此一禁忌更對明代國史的修纂帶來不少困難與限制，從而導致官史不彰、謬誤甚多的問題。可以說，靖難之役引發的連串政治與歷史論述問題，成為形塑明代性格與特質的因素之一，並影響了當時和後世對該時代的觀察和評價。

微妙的是，即使建文朝終明一代都沒能完全擺脫「政治禁忌」的陰影，但有關此類議題的討論與書寫活動，卻歷經一個限制逐步放寬的過程，由潛流慢慢浮上檯面。藉由靖難奪得政權的明成祖，一直嘗試以政治力量消除人們對於建文朝的記憶與懷念，努力粉飾、合理化其得位和統治，並大肆詆毀建文君臣。然而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對建文朝和靖難之役的記憶，卻轉往與成祖預期截然不同的方向，不僅給予建文君臣較多同情和較正面的評價，也牢記著成祖以叔代姪及殘酷整肅建文忠臣的惡行。另一方面，作為可能動搖統治者政權合法性的禁忌，建文朝歷史地位的評定，及其於記載上的模糊與空白之處，反而成為許多人關切甚至深感興趣的議題：作為政治問題，如何評價建文君臣曾在朝中引起不少辯論，許多士大夫也在私人著述中寫下相關評述；作為歷史謎團，民間對建文帝朱允炆結局之臆測、探討、想像與辯論也從未停止，因此不但出現大量相關私纂史籍及文學作品，各種衍生的傳說更廣泛為後世所流傳、討論。這些論述、著作和傳說，在相互影響、競爭、調和的過程中逐漸匯合成一個有系統的架構，並在往後持續發揮影響。對建文帝結局的研究，歷經明、清兩代直至民國，始終不衰。近年由於中國地方意識的興起，許多地區都開始出現探討建文帝出亡路線和避居地點的熱潮，此類探討的產生及其所依據的資料，多源自明代對建文朝歷史的認知和記憶。

目前在臺灣，記憶研究是一個頗受矚目、方興未艾的議題，跨越諸多領域的特色使其自 1990 年代開展以來，累積了豐碩且多元的研究成果。4


1  朱鴻，〈明惠帝的用人與政策〉，《師大歷史學報》，第 13 期（1985.6），頁 69。

2 據《姜氏秘史》所載燕王檄書，朱棣於建文元年（1399）十一月初九移檄天下，暗示太祖係遭奸臣謀害，並稱奸臣蠱惑新君敗德亂政、戕害諸王，為報父皇與兄弟之仇，遂遵《皇明祖訓》「誅討左班文臣獻俘於祖宗神廟」，以正國君、安軍民。參見［明］姜清，《姜氏秘史》（《中國野史集成正編》，第 23 冊，成都：巴蜀書社據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豫章叢書本影印，1993），卷 2，建文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條，頁 71b-72a。

3 明成祖廟號原為「太宗」，「成祖」為嘉靖十七年（1538）所加。為維持敘述連貫，以下皆稱「成祖」。

4 目前臺灣學界於人類學、歷史學和文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相關研究成果。受國外研究趨向和國內政治背景的影響，1990 年代臺灣學界興起的歷史記憶研究潮流，主要致力於近現代「歷史記憶」、「家國想像」、「國族建構」、「族群認同」的探討，近年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記憶研究，亦是熱門課題。人類學者黃應貴在 1998 年曾策畫舉行「時間、記憶與歷史」研討會和相關的閱讀小組，至今已累積不少有關臺灣聚落、家族、原住民甚至移民、華僑的記憶研究。2000 年以降，中央研究院由文哲所、歷史所、近史所成員組成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和近代史研究所的「記憶與認同研究群」，更努力推展記憶研究，舉辦過多次以記憶為主題的讀書會和研討會，探討記憶與物質、認同、日常生活等層面的關係。文學研究則著重探討文學作品中的歷史記憶，在中國傳統文學、現代文學、歐美文學等方面均有成果。其中明清文學的研究，頗受歐美學界對二戰期間猶太人屠殺記憶研究的啟發，致力於探討鼎革之際的文人境遇與戰爭記憶，如嚴志雄對屈大均（1630-1696）詩作的研究、王璦玲對明末清初歷史劇和劇作家的研究皆是，而胡曉真研究杭州記事文學中的戰爭記憶，除了明末清初的文本，還談及晚清記述太平天國戰亂的作品。另外，中央大學由中文、法文、歷史等系成員組成的「記憶與文化」研究團隊，對此議題亦已耕耘多年。參見黃克武，〈「文化想像與族國建構」〉，《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9），頁 a3-a8；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1 期（2002.9），頁 43-87；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4 期（2004.4），頁 39-103；〈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收入氏著，《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頁 169-285；胡曉真，〈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6 期（2010.3），頁 45-78；黃瓊慧，《世變中的記憶與編寫――以丁耀亢為例的考察》（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頁 21。黃瓊慧的著作中還整理了臺灣學界至 2009 年 9 月為止有關歷史記憶的研究（頁 291-331），可參看。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