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還表明，在中華大地各地區文明化進程中，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以及共同的文化信仰。

尤其是到西周時期，已經發展出以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為特征的文明形態，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國家結構，這為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而秦的統一則意味著中華文明進入大一統國家的文明階段。


這就揭示了中華文明的早期形態、發展道路和文化特質，尤其是其中所展現的重視禮樂、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尚一統、求大同等思想觀念，以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奠基歷程，為追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學術支撐。

由此也就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的視野，從中華文明自身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去追尋中華民族與現代中國的起源，構建起「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血脈聯系，而非過多參照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理論來解釋現代中國的「誕生」與「崛起」。

因此，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有利於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這在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背景下有著特殊意義，因為它能為揭示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從文明史探尋「四個自信」的底氣來源

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考察的只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歷史，雖然成就顯著，但也任重道遠。而之所以在當前的形勢下大力提倡這項工作，並強調對相關研究成果的轉化和運用，是因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作為中華文明歷史研究的一部分，與堅定文化自信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文化自信是對民族、國家、政黨文化價值和文化生命力的肯定，通過對中華文明歷史的學習和研究，能夠極大增強對文化價值和文化生命力的體認。

一方面，中華文明歷史研究所揭示的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進程，反映的國家民族的興衰成敗、歷史人物的榮辱沈浮、文化藝術的榮枯代謝，內蘊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經驗和智慧，給人以啟迪和鑒戒，這是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內蘊價值的直接展現。

中華先民重視歷史，是因為深悉它所承載的文化意義，此即龔自珍所謂「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習近平也曾強調：「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堅持不懈的創業史和發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會發展進步的豐富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的深刻教訓以及由亂到治的經驗智慧；既有當事者對時勢的分析陳述，也有後人對前人得失的評論總結。可以說，在中國的史籍書林之中，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史無疑是這些歷史經驗和智慧的龐大寶庫。另一方面，中華文明歷史所展現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優秀文化傳承，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創造力、進取心和凝聚力，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生動詮釋。浩瀚的中國文明史記錄了中國先民篳路藍縷、艱辛探索的歷程，其中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天下大同的理想、和諧包容的理念、天人合一的主張，尤其是它向世人昭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諸如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和偉大夢想精神等。它們作為中華民族前進的動力，都曾通過文明史的筆觸生動再現，並由此潛移默化地感染、啟迪著後人，指示出「四個自信」的底氣來源和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力量。這無疑也是對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有力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