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在東北建構郡縣體制的同時，東北諸族亦進入構建政權的階段。二者並非平行，而是具有因果關係。郡縣體制在傳播中華文明的同時，也培育出吸收中華文明因素的邊疆政治體。

首先，對於覬覦地域霸權的高句麗而言，郡縣體制為其提供了建構政權的制度樣板。高句麗為東北古族，曾隸屬於中原王朝的郡縣。西晉崩潰後，高句麗西進中原之路先後被鮮卑慕容部、拓跋部所阻隔，因而全力向南發展，攻占晉朝的樂浪郡、帶方郡，控制朝鮮半島北部。《三國志·東夷傳》記述了高句麗對東沃沮等屬國的統治方式：

（東沃沮）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仆。

《三國志·東夷傳》又云：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如上所述，樂浪、帶方二郡對濊實行間接治理，要求首領「四時詣郡朝謁」，並為二郡提供「軍征賦調」及「供給役使」。高句麗對東沃沮等屬國亦采取類似的間接統治方法，要求「大人」（「使者」）向其提供「租稅」及其他物產。貢獻「婢妾」「奴仆」的內容是郡縣體制中沒有的，這應當是高句麗掠奪人口的方式之一。

其次，對於即將建立政權的族群而言，郡縣體制帶來了重要的文化資源。如關於辰韓的始祖認同，有如下記載：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

眾所周知，由辰韓發展而來的新羅最後統一朝鮮半島，成為今日之朝鮮/韓國的雛形。辰韓將郡縣體制下避秦役的逃亡者認同為始祖，塑造出不同於馬韓等其他韓人的族群身份，由此形成內部凝聚力，在政治上進一步發展成國家。

可以說，在東北地區的郡縣化過程中出現了兩個運動方向：一是將邊郡內地化，二是郡縣演變為邊疆政權或促成周邊部族建構民族政權。普遍政治秩序與東北區域發展的相互作用，使當地政治體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東北政治體也由此改變了自身在中國政治秩序中的結構性位置。

體制化之東北的不同演化道路：敵國化、屬國化與王朝化

隋唐與高句麗的矛盾在於中原王朝的普遍政治秩序與地方政治體的發展出現了衝突。面對志在大一統的隋唐王朝，高句麗的演化有三種可能方向：郡縣化、屬國化、敵國化。隋文帝登基後，高句麗遣使入貢，但真實目的在於探知隋朝動向。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結束了東漢末年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面對立國環境的根本變化，高句麗治兵積谷，以守拒之策為長計。高句麗的敵國化傾向對隋唐王朝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在大一統的語境中，高句麗問題不僅是雙邊問題，而且影響到普遍政治秩序。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四代君主對待高句麗的態度幾乎別無二致，根本原因便在於此。

在突厥、吐谷渾問題皆已解決，高昌王、突厥可汗均已入朝的情況下，唯有高句麗王不願應召，這是隋朝多次陷入高句麗戰爭的緣故所在。隋朝征伐高句麗的屢次失敗固然有地理及後勤方面的因素，但深層原因在於將軍事視作輔助手段，目的是使高句麗歸心。這便為高句麗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操作空間，使其能夠通過政治手段瓦解隋朝的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