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旅遊標誌符號的過度關注，已經引發了學術界的擔憂，如楊振之、鄒積藝指出旅遊的“符號化”讓遊客停留在對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參與上，已經構成一種悄然滋生的危機[11]。

針對麥肯奈爾的觀點，勞（Lau） 指出旅遊者對景物的訪問確實可以從符號學角度加以概念化，但這時能指是景物本身，而所指則是真實歷史事件 [12]。勞強調了景物體驗對旅遊者的重要性，將旅遊符號學研究的關注焦，點從“標誌符號”引向了“文化符號”。

旅遊吸引物的文化符號學分析借助羅蘭·巴爾特等人的文化符號學理論對旅遊吸引物的物質載體及其文化意義進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探討文化符號的舞臺化，與旅遊體驗真實性問題 [13-16]。

而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孫九霞、李蕾蕾、彭丹、范能船、丁雨蓮、馬翀煒、馬淩、趙玉燕等學者的研究，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文化符號學思想 [17-24]。

學術界對文化符號學關注的背後，實質上是旅遊者符號體驗的深化，和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顯現。從旅遊體驗的內容和手段來看，整個旅遊體驗過程，其實是一個符號的解讀過程 [5]。

旅遊人（旅遊者、旅遊目的地居民和旅遊從業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實質上就是符號的互動 [25,26]。庫勒（Culler）的研究點明了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他把旅遊者比喻為“符號軍隊”，認為旅遊者在體驗過程中既制造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也在找尋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 [27]。

厄里（Urry） 進一步指出，在旅遊者的目光的凝視之下，一切景觀都被賦予符號意義，一切景觀都變成了文化景觀[28]。而科恩（Cohen）、劉丹萍、戴光全、張朝枝等學者，關於旅遊者攝影行為的研究，則專門深入探討了旅遊者在旅遊影像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29-32]。

身體處於旅遊實踐的核心[33]。學者們已經認識到身體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均對旅遊體驗產生顯著影響 [28,34-37]。巴柯豪斯（Backhaus） 和穆倫吉（Murungi） 將符號景觀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之上，指出在具身化的前認知層面，活的身體（lived-body） 與世界交織在一起，而詞語（符號） 即是於此交織處呈現 [38]。

綜上，以麥肯奈爾為代表的傳統旅遊符號學，側重探討旅遊“標誌”符號的生產、傳播和體驗。近年來，學者們逐步認識到，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同時也意識到了，身體在旅遊體驗中的重要性。

然而，由於缺乏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科學認識和系統考察，學術界尚未針對旅遊者符號創造與符號記憶之間的關係展開充分討論，對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探討還不夠深入。

2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

旅遊者受到神話傳說、歷史文化、名人軼事、旅遊廣告、旅遊手冊等，不同類型旅遊敘事的持續影響，形成一定的關於旅遊吸引物的符號想象和符號記憶。然而，旅遊者符號實踐，並不是對已有符號記憶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旅遊者的親身體驗，不斷將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

根據這一理解，旅遊的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包括：親身體驗、符號檢驗、符號深化、符號再創造和動態演進。

原題〈旅遊者符號實踐初探——以杭州西湖“西子”詩詞為例〉

（本文作者陳崗單位：杭州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1121）

原載 2015 年第5 期總第145 期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