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我們需要再次提及, 為什麽麥克尼爾要提出文化之間的互動? 麥克尼爾的世界史，是以文化為基本單位, 其間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文化中心。或許在他看來, 強調互動實際上就是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來相互消解掉彼此的文化中心主義。

而此時我們發現, 這種由實質性的文化交往，帶動的文化中心主義的消解, 思想史家通過主動地進行跨文化思考也同樣可以達到。的確, 希羅多德、司馬遷和伊本·卡爾敦，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國度, 分處不同的歷史時代, 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實質性的交往。

如果不是因為思想史家自覺采用了多元比較的方法，把這三者放在一起進行考察, 那麽他們之間永遠也不可能發生任何聯系。全球思想史便是這樣打破固有文化思維的制約, 於以往不容易被察覺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歷史聯系的。

因而, 就批判性的全球思想史而言, “互動”應該是一種主動地跨文化思考。 

(二)建構多重主體性

在全球思想史研究中, 解構單一文化中心主義，和建構世界文化的多重主體性, 往往是一個一體兩面的過程。

例如, 在西方國家, 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環球航行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 這類記敘近代歐洲探險家，在世界各地冒險的故事歷來被廣為傳頌, 也頗受歡迎。但這類從歐洲視角出發而寫就的歷險記, 往往帶有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全球思想史的興起，給人們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那就是應該如何從跨文化的角度，重新書寫這類故事。瓦尼薩·史密斯(Vanessa Smith)便在《約瑟夫·班克斯的中介者：全球文化交換的反思》一文中, 從跨文化交往的角度，重新講述了這個環球航行故事, 並藉此進行新的全球思想史書寫[6](P81-109)。

其中約瑟夫·班克斯是一名英國的植物學家, 他於1768-1771年隨詹姆斯·庫克作環球考察航行。船行至大溪地島, 由於對當地地理和人文環境不熟悉, 便與庫克船長協商共邀當地的一名向導———圖派亞(Tupaia)加入他們的環球航行。


圖派亞知識淵博, 有著高超的語言表達能力與溝通技巧, 在航行之中幫助庫克船長和班克斯，解決了很多與當地土著溝通的問題, 這次環球航行因他對人文和地理環境的熟悉而得以順利完成。但班克斯並不僅僅把圖派亞當作一名土著向導, 對他來說, 圖派亞是溝通他與南太平洋島嶼文化的媒介, 讓他了解到很多陌生世界里的知識。反之, 班克斯也是圖派亞了解異域文化的媒介。

因而, 航行的過程也就成為他們展開一場有益而愉快的跨文化對話的過程。史密斯試圖揭示, 圖派亞與班克斯一樣是對異域文化充滿了好奇心的探險家, 但遺憾的是, 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圖派亞，在認知方面的主動性, 因而也忽略了他作為一名平等的跨文化對話者的主體性。

的確, 現實生活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傾向於主動地進行跨文化思考。班克斯一行回到英國以後, 有關他與土著向導的奇聞軼事，在公眾輿論中迅速傳播。


正如這些故事的各種版本所顯示, 無論英國官方還是社會公眾, 都缺乏對南太平洋土著文化的興趣, 這也影響到他們對班克斯的看法。我們發現, 在謠傳中班克斯從一名嚴肅的科考人員, 搖身一變成為一名貴族紈絝子弟, 而圖派亞等則被視為，前者一時興起從陌生的遠方，帶回來的新奇玩意兒, 被解讀為他獵奇的產物。由於圖派亞的主體性沒能為英國公眾所理解, 因此班克斯的形象也隨之被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