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文化“他者”主體性的忽視, 也延續到之後的歷史書寫當中。班克斯1778年起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直至去世。他在任內通過建立起一個由旅行家、行政人員和農業學家組成的全球通信網絡, 塑造出大英帝國的植物學知識體系, 同時也指導了歐洲殖民地的農業發展。

但令史密斯不滿的一點是, 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對班克斯“科學帝國”的研究，都建立在“文人圈”的解釋模式上, 即將其看作歐洲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之間，進行跨國交流的產物。這在史密斯看來, 其結論帶有一種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無文字社會里的那些知識貢獻者的價值 [6](P91)。


土著向導從來只被當做歐洲人在進行知識采集過程中的線索提供者, 大部分時候他們連名字都不會被提及。史密斯力圖恢復這些文化媒介，在歐洲人的知識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 喚起學界對這一群體主體性的重視。

在她看來, 班克斯和圖派亞的跨文化交往, 是兩套截然不同的知識體系之間的互動與交換。跨文化互動對文化本身的塑造是雙向的, 而對任何一方主體性的忽略, 都不足以構成一種有效的跨文化研究。

因此, 全球思想史並不是一個從歐洲出發進而擴散到全球的單線過程, 實際上, 它還涉及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的交換。必須強調跨文化交往中不同參與者的主體性, 以多中心、多主體的方式來解構歐洲中心主義, 建構多元文化的交織網絡。我們仍然需要強調全球史中的互動性靈魂, “互動”必然涉及多重行為主體, 如果僅有單一主體, 便談不上“互動”, 因而也不可能寫就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正如以全球史觀寫就的探險故事, 必定不是救世主君臨天下的英雄故事, 而是一個講述世界各地不同人群之間進行跨文化交往的故事。 

三、作為宏大敘事的全球思想史 

20世紀後期, 歷史學界在經歷了“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的洗禮後, 史學研究開始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到90年代, 一種對歷史進行宏觀思考的取向, 再次回到歷史學家的頭腦當中。

正如柯嬌燕在《什麽是全球史歷史書寫? 》中所言：“‘普世的’‘綜合的’‘世界的’或‘全球的’(或者今天稱之為‘宏觀的’)歷史, 不僅表明所包含信息範圍是無限的, 而且意味著對人類觀念和經驗的無窮變化, 必須給予一種單一結構或因果關係的解釋。”

“全球轉向”作為一種對史學碎片化的回應, 意味著宏大視角的回潮, 而對歷史進行宏觀思考終將導向宏大敘事。在很多文化當中, 例如西方文化, 歷史經常被理解為“講故事”, 而“從宏大或普世的範圍來講述故事的沖動在大多數文化中都是十分重要的”[8](P4-5)。

據此, 全球思想史的展開需要做到兩點：其一, 站在思想史發展的角度，對全球的思想運動，進行一種宏觀視角的普遍化思考; 其二, 講述一個思想全球化的故事。這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但令人欣慰的是, 當前有很多思想史家正躍躍欲試。

全球思想史如何應對歷史書寫的普遍性需求? 首先, 歷史研究者可以自覺地采用一個普遍性視角, 從主觀層面賦予自己的研究對象以普遍性, 即主觀建構的普遍性。這並不必然等同於，把普遍性強加給歷史研究的客體, 而是為那些相互之間沒有實際聯系的歷史事物，搭建一個具有可通約性的、可加以衡量和比較的框架。

再者, 全球史還可以考察一些，本身就帶有普遍性質的歷史事物, 即客觀存在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可以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普遍性或原生普遍性, 也可以是一個從源頭出發, 進而傳播、擴散到世界各地, 最終為全球範圍內的人們，所普遍接受的歷史過程。

對於思想史主觀建構的普遍性, 可見於上文所述斯圖烏爾曼的研究之中。除了采用跨文化研究對文化中心主義進行消解外,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 斯圖烏爾曼還嘗試在普遍性思考的基礎上，進行一種新的全球思想史的宏大敘事。

他把希羅多德、司馬遷和卡爾敦，放在一個共同的框架下進行比較, 實際上是采用了一個可通約的、具有共同性的視角來架構全球史的普遍敘事。他對這三者的比較，不同於以往以突出差異性為重點的傳統比較研究, 而是更加強調三者的共性, 雖然還不足以構成詳盡的全球思想史宏大敘事, 但也體現出一種著眼於整體的宏觀視角, 反映出清晰的全球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