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馳對時間主題在文學史的傳承脈絡的探尋，可細繹為四個層面。一是抒情文類再認與抒情傳統的「原型當下」特質。中國抒情傳統生發於抒情詩，而「中國文學存在史詩」的觀點可能動搖抒情傳統的文類根基。對此，蕭馳認為作為文類的史詩必須「具有兩種時間向度——宇宙意識的時間向度和敘事學的時間向度的並存」。西方文學史上的諸多史詩在作傳或敘述個體生活時置入了恢宏的宇宙時間，但中國文學史上卻不存在這種情況。如《詩經·大雅》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雖具有明確的敘事時間，卻未顧及宇宙時間，只能屬於部族敘事詩；又如《天問》具有明顯的宇宙時間意識，卻始終采取與敘述相反的提問方式行文，缺乏個體生活的時間維度。這些最有潛質的詩歌尚無法成為史詩，懷古詩受律詩形式限制，「不宜容納線性時間的發展」，更與史詩相距甚遠。這就削弱了中國古代史詩成立的可能性，從而確認了抒情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主流地位。

蕭馳認同葛蘭言的中國古代時間「總是本質地非連續的『負荷的瞬間』」的觀點，以「原型當下」替換「負荷的瞬間」，視之為中國抒情詩的特點。這是對周策縱術語的沿用，並把它上升到了輻射中國文學的高度。「在一個抒情當下中，一個自然現象或社會地點經常被附加上一個特定的人類姿態。」此處自然現象、社會地點往往是昔日之物，而特定的人類姿態是詩人現在的行為。二者相結合意味著一個瞬間被移置到另一個瞬間上，舊時舊物為現今主體的情感所涵攝。

在蕭馳看來，「原型當下」的傳統早為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廣泛討論，但卻「被看成抒情詩的一種內在特征，而非人為的程式」。這導致人們「經常將文學的主體間性程式與個體的自然稟賦等同起來」，忽視了創作主體之間可以憑借技藝延續抒情傳統。如明清以後中國文人的「尋詩」、小說、戲劇創作乃至園林營造，所體現的模仿的「負荷的當下」「大部分均來源於抒情遺產」。 這揭示出中國抒情傳統的技藝和制作維度，彰顯了短促時間意識對於中國文學傳統的整體意義。

二是阮籍易學時間觀與抒情傳統的推進。蕭馳認為阮籍繼承了屈原對時間的敏感，對抒情傳統時間觀有所開拓。這顯示出蕭馳有意繼陳世驤之後，將屈騷之時間意識衍生為一種文學史。但與陳世驤將屈騷之時單純地與莊子哲學聯系起來不同，蕭馳探討阮籍《詠懷》時還把時間和易學相勾連。他發現阮籍在《通易論》中對時間的考察，體現出「基於宿命信念的『現實原則』和對道德理念的雙邊執取」。阮籍承認卦象所體現的特定時間決定論，但也重視自身道德修養的提升。這種在宿命之中提升自我的態度，「與屈原純粹出於道德正義的激憤如此不同」。也就是說，與屈原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激進做派相比，阮籍思想中的易學底色使他更加克制，進而決定了《詠懷》對時間的特殊處理。

蕭馳梳理了《詠懷》中的三種時間觀：一是畏懼未來，它受循環往復的易學思想影響，具有鮮明的有限時間悲觀色彩；二是珍惜當下，這是在生命與道德激烈沖突中向自我傾斜的結果；三是引喻已往，即援引古人古事為當下所用，使之「成為一種在個人與群體的所有層次中和所有維向裡的生命情勢的『原型』」。這些都體現了阮籍面對時間的豐富情感態度。

在此基礎上，蕭馳認為阮籍的「引喻已往」注重凸顯舊事、舊物和舊人在詩人當下心境，以實現古今貫通，開啟了中國文學覽古、懷古或吊古的傳統；「珍惜當下」擺脫了嵇康遁入養生境界的虛無，強調當下瞬間的意味和美感，「逗啟了郭象時觀的窗口」，成為中國山水詩的時間基點和理論依托。可見，蕭馳以阮籍為中心貫通詩史，通過對《詠懷》時間觀的分析，既呈現了《詠懷》與屈騷的關聯，又揭示了其獨特性所形成的文學史影響，有效延伸了時間意識在中國抒情傳統中的歷史鏈條。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

作者周建增，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廣州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