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研究則指出了另一種現象。他認為特定文化場域里的象征資本數量是相對固定的, 為已佔據了文化場中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所分有。但是, 象征資本又是流動的, 這取決於“新來者”加入引發的位置的變化。

“新來者”擠入場域的常用策略，是宣布原有規則作廢, 借倡導新規則之勢進入場域，並而佔據相應位置。這時, “新來者 “ 就從原有者那里獲得了某種象征資本。把兩種理論結合起來考量, 可以揭示出今天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之爭的某種知識社會學意義。


顯然, 今天消費社會和網絡電子文化的出現, 導致了傳統的印刷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機和轉變, 新的文學現象和其他相關文化實踐大量湧現出來。囿於傳統的文學研究理路顯然無法應對, 這正是知識從 “ 常態 “ 轉向 “ 反常 “ 的表征。

範式的轉換使得文化研究，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 面對新的情境和新的文學或文化時間, 文化研究呈現出自己特有的長處和優勢。而恪守文學研究的學者仍舊關注語言、文學性、審美功能等傳統範疇, 他們強烈要求通過厘清文學研究的邊界, 維護文學研究的傳統和規範, 進而抵禦文化研究的大舉入侵。

兩種不同的立場遂演變為 “ 原規則作廢 ”和 “ 原規則有效” 的論爭, 它們最終呈現為文化研究合法性的論辯。盡管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原本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 但是在學術場或知識譜系中, 它們確實形成了某種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對立, 至少在理論論爭的層面上是如此。

這場論爭背後的知識社會學意義在於, 此學術場域中學術資源和象征資本正面臨著新的調整和分配。當越來越多的中青年學者認同並熱衷於文化研究時, 相對說來, 文學研究便被 “ 邊緣化 “ 了。當研究更多地轉向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時, 文學研究的傳統命題和知識生產相對說來便被 “ 冷落 “ 了。這樣, 象征資本便逐漸從傳統文學研究轉向了文化研究。根據象征資本的 “ 零遊戲規則 “ , 場域中象征資本的數量是固定的, 因此 “ 新來者 “ 的象征資本必然是從原有者那里獲取的。換句話說, 得到的正好等同於失去的。可以斷言, 象征資本的重新分配必然導致如下事實: 對於文化研究, 必定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其三, 從文化研究與 “ 科學家共同體 “ 的關係來說,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深省。那就是文化研究通常對中青年學者比較有吸引力, 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知識結構比較容易和文化研究範式接軌, 相對說來, 長輩學者較擅長於傳統的文學研究, 讓他們脫胎換骨地轉換範式委實很困難。這個人力資源上的差異也就在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兩極之間造成了某種緊張, 這一緊張進一步呈現為 “ 科學家共同體 “ 內部代際之間的緊張。我們只要對當下這一論爭的不同立場持有者稍加分析, 便不難發現這一緊張的存在。

三、知識本土化與理論生產

知識本土化的欲求可說是反復出現的議題。但有趣的是, 在自然學科和工程科學內, 所謂的本土化問題似乎壓根兒不存在。更進一步, 社會科學似乎也不像人文學科那樣有強烈的本土化沖動。也許是文化研究的 “ 科學家共同體 “ 多為人文學者, 因而本土化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這是否可以看作是人文學科或人文學者本身的某種知識生產特征呢?

知識本土化也是知識政治的一個側面。這一要求表面上看無可爭議, 但實際上本土化的要求，並非完全一致, 包含了多種訴求和指向。其中一個指向就是劉文所指出的我們如何從一個 “ 理論消費國”轉變為 “理論生產國 ” 。

要實現這個轉變關鍵，在於如何提高知識生產的本土原創性。這個問題當然不只是文化研究所獨有的, 就像經濟界和產業界所提出的從 “ 中國制造” 轉向 “ 中國設計” 的問題一樣。關於提高本土學術原創性已有很多討論, 這里不打算品評臧否。我關心的問題是, 就文化研究而言, 我們如何利用西方資源來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如何從引進 “ 消費 “ 理論轉向 “ 生產 “ 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