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千變萬化的語義，“主語+謂語+賓語”的通用語法公式中性、客觀，不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然而，某些的敘述語法開始隱蔽地執行意識形態修辭。

正如馬克·柯里細致地分析所發現的那樣，敘事包含了身份的制造——身份制造不僅是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12)

換言之，身份的自我表現依賴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相互關係的情節敘述，一個有機的情節彌補了日常現實的各種斷裂和破碎，零散的個人生平由於敘述而被納入某種社會歷史整體。柯里同時發現，敘述視角的設置巧妙地控制了讀者對於主人公的同情程度，“同情的產生和控制是通過進入人物內心與人物距離的遠近調節來實現的”。(13)


轉向民族歷史情節的敘述領域，敘述者甚至不再掩蓋自己的立場：這種敘事不僅設置了特定的歷史起源、演變軌跡和偉大的結局，同時，各種敘事策略還將在“時間”以及眾多日常細節之中敲上同質化的烙印。(14)

總之，按照馬克·柯里的觀察，敘事學正在逐漸擺脫科學主義和語法模式的誘惑，重返社會歷史。在他看來，“多樣化、解構主義、政治化”是敘事學拋棄結構主義而進入“後現代”的標志。馬克·柯里認為，敘事學獨立於社會歷史的“科學假定”是一種假相：

第一個轉折——從發現到發明，反映了敘事學告別科學假定的整體性轉變。這個假定就是：敘事學可以成為一門客體科學。

它能發現作為其研究客體的敘事作品的內在形式與結構的特征。後結構主義敘事學則脫離了敘事分析中這種假設的透明性。逐漸認識到無論閱讀是怎樣地客觀與科學，閱讀的對象總是由閱讀行為所建構的，而不是在閱讀中所發現的敘事作品的內在特征。

結構於是成了有結構主義傾向的讀者使用的一種隱喻，它給人以一種印象，以為客體化的敘事作品的意義是一成不變的。


後結構主義者偏愛構造(construction)、建構(construct)、結構化(structuration)和建立(struc-turing)等詞，因為它們都指向讀者在意義構成中的積極作用。而其他一些詞，如過程(process)、正成為(becoming)、遊戲(play)、延異(difference)、滑動(slippage)、傳播(dissemi-nation)等，則通過從運動的語義場借用這些詞的比喻意義，對敘事作品是一個穩定結構的思想發起了挑戰。

簡言之，後結構主義不再將敘事作品(以及總是語言系統)當作建築物，當作世界上的固體來對待，而是轉向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敘事作品是敘事上的發明，這種發明所能構建的形式，幾乎是無法窮盡的。(15)

顯然，後現代敘事學不再凍結於僵硬的敘述語法內部，而是力圖恢復與社會歷史的聯系，接納來自文本之外的巨大沖擊。社會歷史並非一個靜止的領域，等待結構主義的格式化。相反，這是一個沸騰的區域，各種故事不懈地湧現，持續地與既有的敘述話語彼此磨合、相互定型。

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多數結論言之有據，但是，後現代敘事學更為關注的是，各種話語成規如何接受社會歷史的重構。這種理論圖景不僅打開了結構主義設置的限制，同時將結構主義敘事學遮蔽的一個問題解放出來：為什麽文學——尤其是小說情節擁有新聞敘述，或者歷史敘述所不可比擬的心理能量？

如果說，社會歷史是文學與新聞敘述、歷史敘述共享的領域，那麽，心理能量是否隱含了某種文學的獨特秘密？

“講個故事吧!”——為什麽情節的魅力如此強烈，古今不衰？敘事學認為，情節展示了時間秩序之中因果關係的必然演變，洞悉真相是多數人的內心渴求。“後來呢？” 與“結果呢？” 兩種懸疑如同兩條韁繩牢牢地套住了讀者的心智，鞭策他們馬不停蹄地奔赴情節的終局。

然而，這種解釋並不完整。多數人不會津津有味地，跟蹤一個化學實驗室或者數學教科書提供的因果轉換，生物學或者天文學拋出的懸念也得不到廣泛的回應。如果沒有納入文學情節的軀殼，談論某種社會制度的設計，或者某個歷史時期外貿對於國計民生的意義，不可能讓人如癡如醉，悲喜交加。

我試圖追問的是，文學情節多出了什麽？

(12)(13)(14)(15)馬克·柯里：《後現代敘事理論》，寧一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6、101-10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