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初高中生常常被調去作"秀"：遊行、排字、在大太陽下立正聽講、跳大會舞、作大會操等等。大學生比較少作這種大型"秀"了，卻不斷地作個別的演出：招待、翻譯、受訓、導遊、國民外交，理直氣壯地取消正課。而且所謂"公假"條，並不是一封信征詢教授是否學生可以缺那一堂課，而是一紙通知單告訴老師：這個學生我要了，他沒空上你的課。

我想，也該有人寫這樣一封信了：

某某長：

今早我班上有十位學生缺考，"公假"條上是您的簽字，原來明天學校要頒榮譽學位給圖圖主教，您需要學生去準備會場，排演儀式。…

假使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處，那麽學生缺課的借口往往是最準確的指標。

"老師，下星期我要帶家裏的豬到德州去參加豬種競賽，不能來上課。"

"湯姆去比賽馴野牛，他今天趕不回來。"

"老師，我後天要幫家裏開收割機；收成季節到了。報告能不能延幾天？"

沒錯，這是堪薩斯，美國的黃金谷倉。學校四周有綿延不盡的麥田，牛馬漫步的草原，學校裏有這些與泥土青草很親近的農家子弟。…

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準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汙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麽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裏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麽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麽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麽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麽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麽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麽，為什麽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面"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麽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志，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和胡蘿卜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

撕掉蒙眼布…

啊！光復節！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大人物湊著麥克風講整齊對仗的句子，報紙的頭版有紅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機的鈕轉來轉去都是標準又悅耳的女聲……

啊！又是一個光覆節！

光覆節又怎麽樣？仍舊是人擠人、車擠車的世界，烏煙瘴氣。

可是這是四十周年的光覆節——四十年哪，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麽樣？淡水河是條發臭的毒溝，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嬰兒餵假奶粉，小孩吃餿水油，大人喝用過的寶特瓶，老人把畢生積蓄交給十信……四十年又怎麽樣？光覆節又怎麽樣？…

李國棟床上堆著書，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讀書讀到清晨一兩點，讀到兩眼充血，像針紮一樣痛苦，才把書放開。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條繩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腳綁在一起，熄了燈睡覺。

"這樣一來，我一翻身，扯不動腿，就會醒過來；醒過來就馬上爬起來繼續看書——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當兵去了！"

聯考前，李國棟很平靜地這樣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臉頰浮著一層暗暗的青氣，眼白裏一條一條細細的血絲。講話的時候，眼神渙散，不知道他在看哪裏。

"為什麽不換個讀書方法？這種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嗎？"

他搖搖頭："我不知道有什麽別的方式。"…

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台是個女性。

在編輯、記者、讀者、作家發現我是個女性之前，我被當作一個正常的"人"看待。他們很冷靜地讀我的文章，而後寫信來。不同意的入試圖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厭惡我的人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欣賞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傾慕的話寫下寄來。

我的反應也是一貫的冷靜；覺得我用的邏輯不周全嗎？好，讓我再演繹一遍證明給你看。資料引用有誤，對不起，我道歉並且更正。惡毒的人身攻擊？我不屑於理會。至於讚美和傾慕，讓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幾分；這個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人發覺這個陽剛的名字後面居然是個女人！消息傳了出去，像野火一樣燒開。…

讀了八月二十九日龍應台的《野火集》《啊！紅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龍應台一般聲明："如果新聞報導沒偏差的話"，因為我甚至連那篇新聞報導也沒有看到。

其次，便要問問，市立美術館館長蘇瑞屏在"立即把該作品（李再鈐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之前有沒有把該作品的"本色"（紅色）先用沙紙打掉，或用松香水之類的融解劑化掉、洗掉。…

美術館長是個藝術工作者，還是政戰官？

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那麽事情是這樣的：李再鈐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術館展出，有人投書認為作品漆成紅色有點像中共的紅星；蘇瑞屏館長從善如流，立即把該作品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議。這是一件小事嗎？我認為非常嚴重，因為"小事"暴露出兩個文明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心態：第一是對藝術的極端蔑視，第二是極權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掛帥。…

大有為的台電要在立霧溪建水壩，很多人反對。桃園神社差點被拆了，報紙輿論喧騰了一陣。高雄市的古墻被怪手毀了一段，社會上議論紛紛。這兩年來，保護自然、維護古跡似乎成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裝，去年個個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來談"文明"。而台灣為什麽要維護古跡呢？報紙說，是為了保持"國際形象"，不能讓西方人覺得中國人沒有文化。

動不動就搬出"國際形象"來作為自我督促的標準，泄漏了台灣目前一種缺乏自信的心態：我這樣做，別人（西方人）會怎麽想？於是一面揣測西方國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決定自己該怎麽做。西方講究人權，所以我們處理政治案件要特別慎重；西方人愛護野生動物，所以我們要節制吃老虎鯨魚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跡，所以我們也得有一兩樣，不能太落後。一切一切的努力，都為了一個大目的：避免別人輕視我們，在國際舞台上不丟人現眼。…

復興高中"吻頰記過"的事件，我曾於六月四日在《民生報》，六月十一日於《聯合報》各寫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認為姑不論覆興中學校方處分學生，記兩個"暗過"一事，是非對錯如何，教育部長與教育部能尊重該校的決定，不予幹涉，是正確的，也是比較以前為"進步"的。另一方面，我也曾對覆興中學校方的處理方式，對我們教育某些虛偽、敷衍和落伍，對校長、訓導與教師對學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處提出了批評。最後我曾說："學生行親頰禮而被記過，教育部長尊重校方的決定，不加幹涉，這種領導作風，令人激賞。但對學生施行懲罰的校長與教師，其荒謬與錯誤，誰來懲戒呢？"我並不主張放任。…

有一所國中一口氣處罰了八十個學生，因為他們頭發過長。有一個教官在大街上罰學生站，因為學生穿著制服當街吃西瓜。還有一位國中校長，因為學生翹課出去鬧事，痛心反省之余，大罵經費不足，未能把破損的校墻圍好，所以亡羊補牢第一步，申請經費修墻。更有出了名的覆興中學，因為學生上台吻了異性表演者的面頰而將他們記"暗過"。

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來信："我們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專門檢查服裝儀容。夏天再熱，襯衫的袖口不能卷起來，裙子要過膝。冬天的套頭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顏色，鑲邊也不可以。書包的背帶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夾克的拉鏈必須拉到底。頭發一定旁分，一定要用發夾。發長是用尺量的，多出一點點就要記警告；有劉海或打薄的，要記小過，而且，老師還會把你的頭發剪成一邊長一邊短，後面剃平，作為一種羞辱、一種懲罰。"…

為什麽老寫台灣的缺點？難道你看不出這裏有任何一點美好的東西？為什麽不說說台灣的好？

朋友這樣指責我。

※※※

於是我帶點罪惡感，走到人頭攢動的淡水街頭，再深深看一眼。…

說台灣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貨品好壞，一加上洋文包裝，就有人趨之若騖。走進豪華大飯店，侍者對外國客人殷勤備至，對自己的同胞卻往往視而不見。有難題存在，總要打上"有礙國際觀瞻"的字號才能得到快速的解決，如果有政客來訪，記者最強調的，是此人對台灣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當年背誦"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險釁"的一代，現在忙著送下一代到英語幼稚園讀"哈羅，你好嗎"。每年夏天一批一批優秀或不優秀的青年乘著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頭腦與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頭。

可是台灣真的祟洋嗎？…

市場裏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後生上大學的費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後生所關心的，就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她的後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後生的後生一出世就在一個衣食溫暖、自由開放的環境裏，他不需要經過掙扎奮鬥就可以盡情盡性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吶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吶喊。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

※※※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第六信·村莊＝國家＝小宇宙的森林 （四）

我對於為我們當地引進外部文明，也就是普遍文明的導入者，而且使人感到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文明的孿生天體力學家，懷有非常強烈的敬愛之心。然而，他們為了父親＝神官，大力反駁校長的告發而為父親＝神官辯護，對於此項辯護，父親＝神官表現了沉默的不滿，對於他這種態度我也感到沒有什麼不妥。當然，我也弄不清楚這種感覺的根據。於是我對於阿波老爹、培利老爹無限的善意，感到自己好像並沒有真正地接受過來而懷有苦澀的情感。如果是現在，我就可以這樣說明那時進退維谷的窘境了。我作為一個孩子，有意識的時候是站在阿波老爹、培利老爹一方的，無意識之下，是站破壞人影子之中的父親＝神官這一邊的。可作為旁證的，必須提到，與此相同的時候，我常常感到奇妙的附體現象。…

後院的雞棚裏傳來一聲雄壯而又宏亮的雞啼，馮老五醒來了。蒙在木格窗子上的塑料薄膜兒，現出了蒙蒙的亮光，天明了。老五一翻身就溜下炕來，棉襖棉褲整整齊齊穿在身上。為了等待兒子，他昨晚壓根兒就不曾解過鈕扣。

馮老五走出上房，一邊結緊腰裏的帶子，一邊走到小院裏。夜裏落過一場小雪，瓦溝裏坐著一層薄薄的白雪，天已經放晴了，農歷正月末尾的一彎殘月，掛在東塬頂上。

兒子住的廂房的木門板上，掛著一把鐵皮鎖子。老五心裏一驚，夜黑他去哪兒了？

好事如果和瞎事恰恰遇在一起，就使人特別揪心！馮老五好容易從公社書記那裏給退伍歸來的兒子求得一個社辦工廠的指標，昨天傍晚興沖沖回到家，老伴卻告訴他，後晌開了社員會，兒子被眾人選上隊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