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我看來，全球化可以分為四個層面：

第一，科技一體化。正因為科技一體化，所以清華大學在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都要比北大熱。道理就在於技術官僚成為了中國發展的核心和希望。似乎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短、平、快地將西方所有最好的東西優勢平行地移植過來。誰最快呢？不是我們學文的，而是真正的工科。我也希望可以最快地拿過來。所以鄧小平到了日本，日本天皇請他坐新幹線列車，下車之後很驕傲地問了鄧小平一句：“您覺得怎麽樣?”鄧小平想了想說：“我們也會有的。”現在的上海已經有磁懸浮列車正在搭線，所以科技從來就是你願意就可以拿來。西方人從不認為火藥、指南針是中國的，不因為覺得這個國度落後而不用，他們不但用了，而且把中國放鞭炮的技術變成放大炮，打進門來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術官僚走紅是應該的，但是他不會永遠走紅，原因還有第二點。

第二，制度的並軌化。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當然還連帶包括法制制度。並軌化就出現差異了。我去俄羅斯，坐到邊境時要換軌。我最初不明白，全球的火車應該差不多，為什麽中國和俄羅斯不一樣？原來當時高層擔心俄羅斯的火車一下子開到北京城，所以要把軌道變窄一點。我們的制度也一樣。就是跟別人不同，但如果是變窄一點的話就優越了嗎？今天發現不行。當然，制度有的不能並軌，比如在人權上差異就出現了，那些藍皮書、白皮書都反覆說明中國的特殊性。因而制度的並軌化是百分之九十，於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今天又走紅了，他們可以成為左右我們最高級領導的智囊，就是因為提倡差異、講中國特色。人文學家就沒有人來咨詢，但是不要著急。甘蔗從尖吃起越吃越甜，從根吃起越吃越淡，我想人文學者大抵是從頭吃起的。

第三，思想的對話化。於是人文科學出台了。最先想到人文科學將要出台的人是一個科技方面的專家，如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先生。他認為清華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將不再有優勢，因為北大是綜合性大學，有世界上獨一無二強有力的人文科學，而清華的優勢僅僅在於工科。它的中文系對全校學生僅僅進行唐詩、宋詞的欣賞，而真正高層次、超越性的發展卻沒有。所以清華傾其財力，在全國乃至世界上挖了不下十個一流或二流的專家。於是清華的人文科學上了一個台階。但是人文科學像釀酒一樣是不能著急的，保存得越久遠越香濃。清華大學就面對這樣的問題，要培養怎樣的人，如果是一個理科專家，僅僅聽了唐詩、宋詞就變成一個人文關懷學者了，康德、黑格爾就千萬不要做了，這太簡單了。人文科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思想的對話化”。我們都知道有中國哲學、美國哲學、法國哲學，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中國化學、美國化學、法國化學的說法，差異性更大地出現了。差異性的出現就需要人文科學之間進行對話。我們今天很多思想觀念上的沖突、文化上的誤解都是因此而生的。最近一位著名學者齊澤克，不同意亨廷頓的說法。亨廷頓認為文明的沖突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沖突，他則認為文明的沖突是同一種文明內部的沖突。這意味著，人文科學將在十年之內走向前台對世界發言。其實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絕大部分都不是技術官僚。而在中國這是因為從四人幫的禁錮中走出來，科技變成第一生產力的時候必要的過程。但是僅僅是過程，今後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我相信更多的會有高瞻遠矚，像蔡元培校長這樣真正的人文學者。

第四，信仰的沖突化。正如齊澤克所說，這是“同一種文明內部之間的沖突”。這種自我沖突化、外部與內部沖突的共同存在已經使差異達到百分之五十。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iii]一書中，相當深刻地以魯迅相信惡的事實力量的絕望體驗堵死了儒家的路，以陶淵明植物性的和諧寧靜批判了道家的路，以《紅樓夢》中價值信仰的虛無化否定了佛家的路，最終抵達“只有一個上帝能夠救中國”的理念，強調了只有基督教可以成為真正的信仰。在我看來，這種說法仍然只能建立在個體信仰上，要把這一觀念變成可以普及的全民信仰相當困難，在多元化時代可能也難以要求所有人必得如此。因為信仰的差異性是無可諱言的，哪怕是所謂的全球化時代。

總之，全球化時代是尊重差異性或者學習尊重差異性的時代，盡管這個多元化的過程將會相當漫長。[iv]

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沖突”的先兆。現在許多國家除了經濟方面的爭端，還在打文化仗。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有兩大已經遭到了質疑。韓國學者質疑中國 “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的首發權。這造成了一場世界文化訴訟：法國最通行的《小拉露斯》詞典聲稱，德國人谷登堡（Gutenberg）在1450年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韓國也稱活字印刷是韓國發明的。事實上活字印刷的發明在中國大學者沈括（1056年）的書中早有論述，發明者為畢升（1041年）。日本有個別考古學者甚至弄虛作假，將文物埋於地下而後“發掘”出來，無非是想說明日本文化沒有受到中國影響。

問題在於：為什麽這些亞洲國家先行一步進入現代化以後還要進而爭奪文化領先權呢？為什麽在經濟領域的成功後還會有文化領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領域優越性的圖謀呢？為什麽有外國人不斷想從文化上做文章大談分裂中國的“七國論”？這裏面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其實，問題一步步在走向覆雜化，在中國文化發源問題上，出現了“西方文化東移造成中國文化之說”。安特生在《中華遠古文化》一書中斷言“巴比倫在公元三千五百年即有彩陶，中國彩陶遠在其後，故必由西來，而非東傳”。日本學者石田乾之助甚至推測出了具體的西方文化東漸的路線。[v]當然，同這種觀點相反，也有中國學者提出“西學中源說”，強調西學源於中國傳統，尤其是先秦諸子。如黃遵憲就認為：“泰西之學，其源流皆出於《墨子》。其謂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其謂愛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於機器之精，攻守之能，則《墨子》備攻備突，削鳶能飛之緒余也。而格致之學，無不引其端於《墨子》經上下篇。”[vi]其實，文化交流不是一種簡單的雙邊關系，而是一種交流的多極性問題。只不過在現代性光譜中，東方已經喪失了立法和闡釋的權力。正如竹內好所說：“過去的東方既沒有理解歐洲的能力，也沒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東方並改變它的是處於歐洲的歐洲性。東方之所以成為東方就是因為它被包含到了歐洲之中，不僅歐洲只有處於歐洲中才能被實現，就連東方也只有處於歐洲中才能被實現”。[vii]有學者想通過揭示兩種語言對譯中所遮蔽了的迂回輸出傳播背後的權力支配關系，但由於過多地采用後殖民主義中“理論旅行”的理論，使得原本相當覆雜的跨語際實踐的“互譯性”，變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單向滲透和塑造的“單譯性”，[viii]並有可能肯定了這些壓迫關系所依賴的價值標準存在的合理性。[ix]

進入後現代時期，中國問題又與後殖民主義問題粘連在一起，使得闡釋中國相當艱難。正如美國史學家柯文所說：“想正確理解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必須不僅把此段歷史視為外部勢力的產物，而且也應視之為帝制時代最後數百年出現的內部演變的產物”。[x]西方人註意到中國的現代性其實已經形成內部地理上的差異——“花架子中國”的說法表明東部的高速發展和西部的滯後，這種內在的差異將現代性中國撕裂，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上的內在殖民——文化殖民、語言殖民、心態殖民、金錢殖民。另外，就東方文化對西方的差異性魅力而言，日本文化的大力輸出使得日本擋在了中國前面，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表。一個國家在加強經濟振興和生活富裕的同時，文化建設同樣關鍵。現在，我們面臨的是如何增強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問題，只有經濟和文化同時振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齊頭並進，才可不斷輸出中國有價值的新思想。中國文化幾千年來歷經沖擊而不崩潰，仍然具有凝聚力，原因就在於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納吸放，自我創新，能容納並且融合古今中外各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