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究竟是應該暢談理想，還是分析現實？這是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提出的方法問題。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固然高尚，但它表述的是理想，現實世界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充滿進攻性敵意。人對人可能是人，但國對國，一定是狼。這是大實話。現實是，國家有政府，國際無政府；國家的暴力本質、世界君主的缺失、國際間普遍的不信任，註定了國際競爭的悲劇。啟蒙哲學的世界主義理想是靠不住的，世界不可能變成永久和平的樂園。在國際政治領域高談自由主義理想的人，不是心地善良的傻子，就是心懷叵測的騙子。

美國比較老辣，或者說是政治成熟。他們做的不說，說的不做。大庭廣眾下，他們是高蹈的自由主義者，暢談人道、自由、和平、發展，道德主義與樂觀主義表情令人感動；背地裏處理國際政治實務，立場與方法全變了，咄咄逼人的權力原則主導一切。他們明白，國家是有政府的，可能實現公正與和平；國際是無政府的，只存在強權。大國必須毫不妥協地謀求最大限度的世界權力，國際關系的本質是安全競爭，甚至戰爭。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至於手段，微不足道。

美國政治成熟，多少表現在國民素質合理分配上，該陰險的人極陰險，該淳樸的人超淳樸。那些國家政治精英們極端精明也極端危險，他們是有能力的現實主義者，準備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後，就打電話告訴另一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如果你不合作，明天就把你炸回石器時代。然後，又對自己的人民說，我們是肩負著自由與正義的神聖使命的民族，為了鋤暴安良，我們不惜犧牲。於是，善良淳樸的人們相信了。他們從不懷疑政府關於自由與正義的謊言，因為他們不懷疑自由與正義。自由與正義的利益高於一切，至於手段，微不足道。

中國比較老嫩，政治天真，他們往往是說的做不了，做的說不了。大庭廣眾之下，他們是滿腹狐疑的自由主義者或心胸狹窄的現實主義者，時而羞怯地表達那些普世價值，懷疑自己，更擔心別人懷疑自己；時而惱怒了，幹脆粗暴地拒絕那些世間最基本的道理，露出潑皮式的自信。我們不是沒有政治理想，只是我們的政治理想經常錯位，用國際政治的原則討論國內政治，用國內政治的原則指導國際政治。內政對付國民如險敵，實施強制性和諧；外交幻想協和萬邦，陷入尷尬就表示遺憾。相信國際政治的天下主義願景，欺人不能也罷，自欺就危險了。

中國政治欠成熟，還表現在國民素質分配的錯位上，該陰險的人惻隱，該淳樸的人老滑。經歷美國政治的人往往深有感觸，美國精英是最好的領導，他們穩健、準確、狠毒；美國人民是最好領導的人民，他們誠懇、單純、信實。中國則不然，本該精明的人糊塗，本該糊塗的人精明。精英們除了裝聰明地扯談，說不出明白話也做不了明白事；平日裏的人民，總是一副見多識廣的詭秘表情，似乎你說出什麼來他都不信，而一旦沖動起來，盲目虔誠，奔走相告，不論你出什麼幺蛾子，又都心悅誠服。因為他們正被一種激情感染著，管不住自己的喜怒哀樂。

如今似乎又到了激情時刻，中國不高興。一本書火遍大江南北，有人興奮有人惱怒，相關的爭論甚至謾罵也開始了。筆者先讀書，再讀相關的文章，揣測論題相關者為什麼喜怒無常，或許因為概念上的誤解，或者是方法的問題？雙方都不願意理解對方，似乎一看就知道你錯了；更不願意反思自己，自己怎麼會有錯呢？

《中國不高興》說了許多大話、狠話，卻也是大實話，問題是該不該說，怎麼說。中國人應該具有建立英雄國家的崇高目標，持劍經商是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一個國家可以在戰術上潛伏，但在戰略上是沒法潛伏的、中國應該尋求對西方的“有條件地決裂”……其實，仔細想想，這些話都是老實話。只不過不該為一時嘩眾取寵，道破天機，把只能做不能說的事，說出來了，把應該做暫時還做不了的事，提前說出來了。只不過作為社會知識分子，本該擔負道義良知，不該抖落政客所想所為的事，抒發政治浪漫情懷而不負責任。

《中國不高興》說出了老實話，卻觸犯了“政治正確”原則。對國際政治，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解國際政治的實質，卻不了解國際政治的策略。原來可做的不可說，可說的不可做，這是國際政治的潛規則。而且，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公開宣揚霸權、競爭甚至戰爭，而沒有為自己找到高尚的自由主義理由，都會使自己喪失道義立場。這是《中國不高興》的理屈之處，從一開始就將正義優勢讓給了批判者。但有意思的是，批判者卻並沒有針對問題，從國際政治原則入手，而是轉向國內政治問題，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批判《中國不高興》煽動狂熱的病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激情，將導致仇外排外心理和極左政治，斷送改革開放事業，重演義和團或文化大革命，重覆中國歷史可能一再重覆的那種狂暴的毀滅。人們對《中國不高興》的批判立場、問題與方法都是國內政治的，批判有理有力，可惜沒有針對問題。

有關《中國不高興》的論爭，暗合近年來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野。雙方都在舊有成見內對壘，誰也沒有弄懂對方，似乎也沒有弄清楚自己。如果說《中國不高興》沒有意識到國際政治的潛規則，對《中國不高興》的批判則沒有分清楚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用國內政治的民主概念討論國際政治的民族概念。

有關《中國不高興》論爭的錯位，問題出在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二元對立的誤解上。中國現代歷史與觀念的誤區在於，對外的民族主義激情可能對內導致極權暴政，而對內的民主主義開放可能導致對外的喪權辱國。當年救亡取代啟蒙，前一種擔憂在歷史中被證實過了，但後一種擔憂，卻至今仍是假想。真正的問題出在中國現代性觀念中，民主與西方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利益混為一談。為什麼民主就一定是西方的，就一定與民族主義對立呢？合理的現代政治秩序為什麼就不能既是內政民主主義的又是外交民族主義的呢？

《中國不高興》表達的是國際政治情緒，對《中國不高興》的批判，表達的是國內政治擔憂，從國內政治立場批判《中國不高興》的國際政治態度。爭論雙方似乎都沒有明確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區別意識，將民主與民族問題、人權與族權問題，混在一起討論。而且，大多不在說理，而是“嬉笑怒罵”。

國內政治講民主主義，國際政治講民族主義。現代政治的潛規則是民主不出國，霸權不入境，關鍵要“內外有別”。如果分不清楚這一點，或者顛倒過來，國際政治民主主義，國內政治民族主義，災難就不遠了。國家政治是現實主義的，社會文化是自由主義的，二者相互補償；政客講現實主義，知識分子講自由主義，政客與知識分子扮演兩種不同的角色，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如果顛倒過來，政客對外自由主義、對內現實主義，或者幹脆沒有任何主義；而文人頭腦不清不負責任地高談闊論進攻性現實主義，災難可能就在眼前。莎士比亞曾在《布魯塔斯》劇中表達對暴民激情暴亂政治的擔憂：“這是個危險的時代，瘋子為瞎子引路。”

用國內政治尺度討論國際政治，表現的是善良的無能；用國際政治尺度討論國內政治，暴露的是愚昧的兇暴。有關《中國不高興》的討論，首先應該明確區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概念。民主主義對內政是必須的，是人類歷史上至今為止實驗出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民族主義也是必須的，是國際政治必須堅守的底線與實現國家力量的方式。尤其是當國家在國際秩序中處於被動地位時，民族主義可能成為國家政治積蓄力與發動力。當然，民族主義極端化，也是偏激危險的，它煽動隔離、仇恨、暴力；同樣，民主主義也可能是危險的，它導致理想的世界主義幼稚病，在國際政治上軟弱無能。當年狄德羅跟葉卡捷琳娜大帝高談世界和平，葉卡捷琳娜大帝過後私下對人說，哲學家在政治上就是白癡。

沒有國內政治的民主主義，國際政治的民族主義是空洞的歇斯底裏癥，沒有國際政治的民族主義，國內政治的民主主義也是幼稚的白日夢。《中國不高興》從民族主義立場討論國際政治問題，是有道理的，但攜帶民族主義激情進入國內政治領域，危險便不言而喻；批判《中國不高興》，從民主主義立場警惕民族主義的極左主義政治情緒，是有意義的，但以民主主義立場討論國際政治，同樣也是危險。而更大的危險還在於，爭論雙方思想不準確不清晰，過於感情用事。如果說《中國不高興》的表述是情緒化的，對該書的批判也是高度情緒化的。批判該書是不值一看的爛書，不看，憑什麼判斷是爛書呢？

理論應該分析現實，而不是發泄情緒。思想混亂、情緒沖動，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韋伯當年就曾擔心崛起的德國“政治不成熟”，現代化進程中落後的國家可能迅速崛起成經濟大國，但若無法擺脫政治幼稚狀態，結局將是災難。國民政治成熟至關重要，激情不能造就政治家，審慎的判斷、嚴肅的責任感，堅韌的努力，才是成熟的政治素質，空有浪漫情懷，不負現實責任，不管你是現實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還是民主主義者，都可能成為國家民族災難的肇事者。（收藏自 2010-03-12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