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展人/Participants

李燁：彭州小石村建築設計實踐

Li Ye: Th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of Xiaoshi Village…

2020年最值得去的52個地方 - 紐約時報

28. 馬來西亞，沙巴州



旅遊地圖上找不到的原始森林和瀕危紅毛猩猩



遊覽婆羅洲島上這個生物多樣的熱門景點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你可以爲它的保護出一份力。每年，成千上萬英畝的原始雨林被燒毀，隻爲新的棕櫚油種植園讓路，但發展旅遊可以成爲保護這些原始叢林的動機。馬來西亞的沙巴州可提供多樣化的遊覽體驗，它坐落在婆羅洲的東北角，擁有多個機場，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列入旅遊地圖。腎上腺素上癮者可以攀登京那巴魯山，去仙本那和鯊魚一起潛水。



海灘愛好者則應前往加亞島…

KOTA KINABALU: The story of Saudin bin Labutau from Kg Ambual in Keningau who became the first Malaysian – and for that matter from this part of the world – to visit New York in the 1930s and return to Sabah to tell his adventure will be known to the world soon.

Peninsula-based RYE Productions Sdn Bhd, noted for producing television dramas and concerts, has made a documentary on the exploits of the partially blind Murut. It would be shown on History Channel after the official launch…

2.緻力於創意轉換的項目組織建設



實現“創藝”+“創異”如果説情境創意理論中基於消費者共同創造的“創一”+“創益”關注的是文化創意産業項目的個性化和效益性的話，在創意轉換中，項目組織建設過程中則更側重於堅持項目的藝術性和與相似項目的差異性總結歸納爲“創藝”+“創異”，可以考慮從平台建設、扁平化管理以及用戶黏性與交互三方面努力。



MCN（Multi-Channel Network）是一種多頻道網絡的産品形態，其將專業生産內容聯合起來，在資本的有力支持下，保障內容的持續輸出，最終實現商業的穩定變現，這是利用已有平台吸引消費者創造內容的典型做法。…

那麽，合理的或者有效的闡釋應該是怎樣的呢？按照張江教授這篇文章的內在邏輯來看，有效的闡釋應該是一種「意義建構」而非「追問真相」。在這里我們可以做一點補充論證。其一，人文領域不像自然科學領域那樣有一個「真相」在那里。在自然科學領域，在主體與客體、我與它的關係中，客體或者「它」是不發聲的，不是主體，所以它是什麽，亦即關於它的「真相」，僅僅取決於主體的認知水平。在同樣一個認知水平上，「真相」只有一個。這里的關係是純粹的主客體關係。人文領域則不同。



這里的一切活動，無論是認知還是實踐，都是在主體與主體，即「我與你」之間的關係中進行的，作為對象的主體或者「你」是可以發聲的，因此這里的「真相」就不取決於人們的認知水平，而是取決於人們的價值觀和趣味，這里的關係屬於主體間性的關係。…

《春秋》，由其事、其文、其義三位一體組織而成。孔子「竊取之」之義，可以藉由「其事」「其文」體現出來。衡以《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34)之提示，知比事與屬辭，即是《孟子》之其事、其文。排比史事，可以顯示指義；連屬辭文，亦可以呈現史義。同理可推，陳壽《三國誌》之成書，無論尊曹魏，或宗蜀漢，亦皆可持《春秋》之教——以屬辭比事之法，辯證《三國誌》之史義與文心。

《三國誌》一書，敘魏蜀吳紛爭鼎立之史事。其中，或因政治立場，或緣鄉邦情結，「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往往不可以書見。修纂史書，雖有難言之隱，亦不得不表述；若逢忌諱之事，亦不得不處理，故孔子《春秋》往往變文示義，遂有「推見至隱」「忌諱不書」諸書法(25)。陳壽纂修《三國誌》，對於上述之《春秋》書法，多所轉化運用。清代何焯、趙翼、黃恩彤諸家，曾略做揭示。…

百年之後當我們退出生活

躲在匣子裏並排著依偎著

像新婚一樣躺在一起

是多麽安寧

百年之後我們的兒子和女兒

也都死了我們的朋友和仇人

也平息了恩怨…

對於這個問題，胡應麟有很明確、很恰切的看法：與「宏奧淳深」的《雅》《頌》的曇花一現比起來，出自民間歌謠的《風》所代表的精神，反倒更有傳之後世的能力。胡應麟認為，這是因為「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為騷，漢再變而為選，唐三變而為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則一也。」(120)「體格日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後世之詩多用於「室家」等事宜；而用於「室家」等事宜，則必然邏輯性地讓「喜怒哀樂發而皆」不「中節」，無法心平氣和，因此，必將「終」不「和」「且」不「平」[「終和且平」(《詩經·伐木》)的反面]。…

作爲鄉建運動中的“排頭兵”，建築師不僅爲當地設計出居住、接待與公共生活的功能性空間，喚醒鄉村的公共空間及其功能，爲後續的公共藝術項目，文化教育與社區活動提供空間支持。同時，這些建築所呈現出的設計與美學態度，回應着土地與人的關系，還爲農村和城市創造出平等的空間質量而努力。在浙江麗水鬆陽縣，劉家琨設計的文裡·鬆陽三廟文化交流中心使整個街區轉型爲展示綿延百年的建築遺存與動態文化生活的泛博物館，以開放之姿擁抱週邊社區。“平民設計”則是建築師梁井宇爲第15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國館提出的“平民設計、日用即道”策展主題的一部分，

從貴州茅貢鎮到河南修武縣大南坡村，通過對廢棄學校、糧庫、禮堂、村大隊部等公共空間進行建築修複與改造，他所實施的鄉村設計並非純粹的日常功能，而是帶有豐富的精神性需求，並努力在設計上超越日常。…

地球上人類種族起源的想像的歷史與維柯對《聖經》的辯護並行不悖。他不失時機地舉證，從世俗的源泉到證實關於神的歷史的陳述。比如說，對大洪水和巨人族的確認就是由希臘和其他民族的類似的傳說提供的。神授的政體在大洪水前後偶然出現在希伯來人的政治中，這種政體不是明確地被凡俗的歷史提及，而是僅被詩人在他們的故事中含糊不清地間接提到。



還有，因為希伯來人過著與真正的上帝直接接觸的生活，所以他們對占卜一無所知，然而迦勒底人卻有一個依照眾星運行得來的巫術或占卜體系，歐洲諸民族也有一個占卜儀式的體系。在所有這種事情的努力中，人們確實感受到一個理解或不理解的意志；一種自我困擾和對信仰的刺激。在開化的和受過科學教育的信徒當中，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一)聲音與事件之間的邏輯關係

事件即行動，行動在許多情況下是會發聲的，當「聆察者」聽到周圍的響動時，其意識立即反映為有什麽事件正在身邊發生。從因果邏輯上說，行動是因，聲音是果，聲音被「聆察」表明其前端一定有某種行動存在，或者說每一個聲音都是事件的標誌，不管這聲音事件是大還是小。劉姥姥為什麽會被「金鐘銅磬一般」的聲音「嚇得不住的展眼兒」，是因為她無法確定這「『當』的一聲」源於何方神聖。然而，自鳴鐘敲擊聲給劉姥姥造成的困惑，與《紅樓夢》第75回不明聲音給賈珍等人帶來的驚恐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三、文獻回顧：從地域文學研究到文學地理學批評

就有關張中信的評論與研究而言，王應槐所著《張中信創作論》按照不同的創作體裁分門別類地進行了評述與研究，是目前比較系統的論著。書同主編的《泥土的姿勢》收錄了大量對於張中信其人其作的評論文章，文章時間跨度可達二十余年。海夢、夢痕、意西澤仁、王應槐、書同、上官燕、陳禮賢、朱先樹、楊通、張萬林、黎政明、康良瓊等作家、批評家均為其作品寫作過相關評論，如《多情重義真詩人——張中信散文詩集〈失語的村莊〉（第Ⅱ卷）序》《內心的坡度——讀張中信散文詩集〈失語的村莊〉》《張中信：鄉土的守望與突圍》《觸痛靈魂的精神原鄉——張中信詩小說、詩散文創作談》《泥土的姿勢：一個人的執著與堅守——青年詩人、作家張中信創作評述》等。…

體驗，文創商品開發的核心

第二個難題則是大部分的旅遊資源都很平凡，如何要創造文旅體驗場景呢？

說實在的，如果以臺灣地區的旅遊資源和大陸比，那真的是小兒科了，大家跑到日月潭很驚訝，這個比我們家旁邊的湖還小，最重點不是大山大水，了不起的大廚藝，因為全世界有的地方太有限了，可是真正的關鍵是什麽，就是人的尺度。

大陸有些文旅項目完全忽略了人的尺度，因為人不是坐在直升機上體驗，人通過兩只腳帶著小孩和老人慢慢走，所以你如果回到人的體驗就會知道很多的問題出在你的規劃上。…

敘事一詞，作「敘」，為初形本義。漢許慎《說文解字》云：「敘，次第也。從攴餘聲。」(26)於是，「敘」字，引申即兼涵位次、主次、調整、安排、設計之意。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範疇，「敘」之本字已概括無遺。敘事一詞，作「敘」，為本字正字。或作「序」事，則為同音通假字(27)。中國傳統敘事學，著眼於「敘」(序)，多於關注「事」。換言之，較著眼於位次、主次、安排、設計之「法」。筆者近著如《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論說《春秋》《左傳》《公羊傳》《春秋繁露》《史記》《漢書》諸史籍，其「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之。《左傳》《史記》諸史傳之著書立說，大抵暗合上引朱熹所提「《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之原則。義，形而上，不可說、不能說、不好說、不便說；由於「法以義起」「法隨義變」，故史學論著、小說評點，多以說「法」、示「法」，作為金針度人之津筏。讀者自當舍筏登岸，即器以求道。…

「音景」的接受與構成和「圖景」有很大不同。人的眼睛像照相機一樣，可以在一剎那間將「圖景」攝入，而耳朵對聲音的分辨卻無法瞬間完成：聲音不一定同時發出，也不一定出自同一聲源，大腦需要對連續性的聲音組合進行復雜的拆分與解碼，在經驗基礎上完成一系列想象、推測與判斷。聲學意義上的「音景」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定調音」(keynote sound)，它確定整幅「音景」的調性，形象地說它支撐起或勾勒出整個音響背景的基本輪廓；二是「信號音」(sound signal)，就像「背景」(background)之上還有「前景」(foreground)一樣，有些聲音在「音景」中因個性鮮明而特別容易引起註意，如口哨、鈴聲和鐘聲等就屬此類；三是「標誌音」(soundmark)，這個概念由「地標」(landmark)一詞演繹而來，是構成「音景」特征的標誌性聲音——如果說大本鐘是現代倫敦的「地標」，那麽大本鐘的鐘聲就是它的「聲標」(「標誌音」)。《儒林外史》第8回南昌府新任太守王惠與原任太守之子蘧公子有番對話：…

因此，兩人的看法針鋒相對，卻都同意底本是讀者從述本構築的「真正發生的事情」，或「符合現實的事情」。當述本故意混亂得不現實，理查德森認為無法構築底本，申丹認為述本的這種不現實故事就是底本故事。

五、底本究竟是什麽？

以上反對雙層模式的意見，應當說都有道理，也說明延續一個世紀的「底本/述本」分層論的確至今不夠清晰。史密斯說得很對，每個述本都是獨特的；卡勒說得也很對，述本並非只是加工底本，而有自身的意義邏輯；理查德森也是對的：底本很可能無法重構。這些批評者讓我們看到，底本不那麽簡單：底本不是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未曾變形的故事，不是查特曼所說的述本「形式」表達底本「內容」，也不是巴爾所說的對抗述本變形的「符合經驗邏輯的進程」，也不是理查德森所說的支撐述本的「真正發生的事情」。…

理查德森說的「敘述改轍」（denarration）是指小說中一種特殊的敘述手法：先說了一個情節，然後說這個情節沒有發生過，是「亂說的」，不算。這種情況主要出現於後現代先鋒小說以及當代電影中。理查德森舉的例子是貝克特的《莫洛伊》，小說描寫了一個牧場情景，然後突然說「或許我把不同的場合混到一起」說錯了，小說中無此牧場。

「敘述改轍」在法國新小說中大量出現，使用這個手法最多的可能是羅伯—格里耶：《幽會的房子》故事進行到一半，突然說前面緊張的情節只是劇院舞臺上的演出；《紐約革命計劃》說到中間，說上半部的情節只是一張海報[34]。馬原在80年代也慣用此手法，例如小說《虛構》的結尾說，整個事情沒有發生過。理查德森提出問題是：這些情節在述本里取消了，那麽在底本里是否存在過呢？…

[1]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2頁。

[2][美]N.帕帕斯：《柏拉圖與〈理想國〉》(1995)，朱清華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頁。

[3][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07、401頁。

[4]同上書，第122頁。

[5][美]傑西卡·莫斯：《模仿性詩歌及其惡之因由》，G.R.F.費拉里主編：《柏拉圖〈理想國〉劍橋指南》（2007），嶽林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頁。

[6]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70頁。

[7][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02、407頁。

[8][古希臘]柏拉圖：《法篇》，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3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頁。

[9][古希臘]柏拉圖：《法篇》，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3卷…

（一）文化產業制度體系下的文化產業政策分類與舉措

Frith.S（1991）將文化產業政策分為三類：一是產業型文化政策，適用於文化產品的生產供應；二是旅遊型文化政策，特指體驗每個城市獨特「氣氛」的文化產品；三是裝飾性文化政策；四是文化民主型政策，強調公共社會生活中平等參與的重要性。[28]而Kong.L（2000）研究了英國的文化產業政策，指出其政策涉及四個方面：一是增加對文化生產所需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二是促進各種標誌性開發的政策；三是投資公共藝術和雕塑建設的政策；四是加強商業與公共部門合作的政策。從制度措施來看：一是完善文化產業法規制度。如美國為加強對黃色文化產品泛濫的控制，除電影業的電影法和分級制度外，還制定了電視制作放映的審查定級制度。[29]如Joseph R. Dominick（1976）研究了電影的分級系統，即G級（General）、PG級（Parental…

一個歷史學家如果能像毛姆森那樣對歷史發生的場所及其空間關係了如指掌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成為優秀甚至偉大的歷史學家。相反，如果一個歷史學家搞不清歷史與空間或場所的關係的話，那他一定會在其研究的領域迷惑叢生，並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蘇雪林在其名著《昆侖之謎》中就揭示了這種疑惑與困境。當然， 「昆侖」問題本身因其復雜性而成了中國兩千多年學術史上的一樁懸案，因此，學者們「對此每有難於措手之感」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一般歷史敘事中的空間或場所問題，則無論如何是必須搞清楚的，因為不如此，便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

三、歷史的結構：聖地、迷宮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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