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在外，最深切的感覺就是沒有了家的感覺。從歷來女性書寫來看，她們對社會變動的反映，往往都是和自己生活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很少直接寫。如吳茞《秋窗夜課風雨鳴檐，百端交集淒然成詠》：「竟夕吟未已，翛然對短檠。無家成濩落，有夢未分明。秋老江湖色，風高鼙鼓聲。殘篇空自檢，幽恨總難平。」[48](P1195)她在江湖之中，聽著滿耳的鼙鼓聲，深切地感到「無家成濩落」。

袁綬《赴晉就養，迂道至滬上省母，示六弟》四首之四：「國破家何在，途長就養難。干戈猶未戢，行旅幾時安。親老尤愁別，家貧卻耐寒。還期復位省，仝奉板輿歡。」而「無家」，有時真的就意味著家人的生離死別。孫佩蘭是浙江錢塘人，嫁胡陛言。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陷杭州，她們全家逃難而出，半路與太平軍遭遇。胡陛言被執，不屈而死。孫佩蘭隨父避難，先至定海，復至寧波。

在寧波時，她寫了一些作品，展示了家庭的悲劇。丈夫殉難，自是深切懷念，其他如婆家與母家，也常在念中。如《端午寓甬感賦四絕》之三：「白首姑嫜住異鄉(余隨家嚴避難至甬，余姑與小姑仍住杭州)，生離話別更淒涼。幾回盼切平安字，恨不能飛各一方。」[49](P547)又《寓甬接杭信，知孫文伯舅公家殉難，余姑暨小姑依隨一處，不免連類及之，寸腸欲斷，淚詠二絕》之一：「驚傳舅氏陷門墻，難忍淒涼欲斷腸。

想必蜘蛛連一網，最憐白發更張望。」[49](P549)就寫了困在杭州的婆婆和小姑，生死不明；而舅公一家則已經殉難。這是非常深切的國破家亡之感。更不用說，離開家園的漂流，本身就是非常痛苦的過程，如吳茞《癸亥五月山中寇竄，將避難之海門，感賦四律》之二：「天涯歧路悵何之，家國零丁又一時。敢說拔身離虎口，居然逐客到蛾眉。轉蓬未許垂楊系，流水終愁上峽遲。安得棲身似同谷，悲歌細和少陵詩。」[48](P1210)雖然脫離虎口，仍是天涯歧路，身世如轉蓬，不知飛向何處，因此深羨杜甫在經過動蕩的生活後，終於能夠在同谷暫時棲身，過著寧靜的生活。

到了清代末年，和民族革命、社會改良結合在一起，女性詩人的行旅詩又有了新的內容。她們中的少數人能夠跨出國門，感受天下的風雲激蕩，因此增強了對於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秋瑾。

在秋瑾的生命歷程中，赴日本留學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在旅途中，在異鄉時，她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詩里面。如《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萬里乘風去復來，只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50](P81)這首詩寫於1904年夏，當時赴日留學，在黃海上航行，或有往返之事。詩人就像「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宗愨一樣，豪情滿懷，雖然孤身一人，但求真理於異域，帶回故國的，將如同滾滾春雷。

因為國家已經災難深重，內憂外患，紛至沓來，面對這種情形，心中的塊壘，濁酒難銷，痛感神州大地，缺少人才。於是希望用自己之所學，帶領誌士，力挽狂瀾，喚醒民眾，進行革命，重整乾坤。大約有誌之士，面對大江大海，壯其波濤洶湧，感其一去難回，往往別有情愫。在此之前，沈善寶曾寫有《滿江紅·渡揚子江》。如果說，沈善寶在渡揚子江時，想到南宋的巾幗英雄梁紅玉大戰金兵的故事，感慨自己身為女子，不能一展抱負，因而怨恨蒼天的話，秋瑾則感到女子迎來了一個新時代，自信滿滿，充滿豪情勝概。這是時代之別，當然也帶有個性之別。

從徐燦到秋瑾，這些女詩人，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踏上旅途，她們的情感都經歷了巨大的激蕩，在家國的背景中，其行旅生活更有內涵，更有著時代的印痕。

六 心靈空間與想象神遊

在清代，雖然女子的社會空間大大開闊，但這只是相對的，既然主要生活在內闈，她們中的大多數不一定具備主客觀條件，因此仍然有一定的限制，但這並不妨礙她們嘗試開拓生活空間的期待，盡管這種空間往往是心靈上的。高彥頤總結明清婦女出遊的幾種形式，除了「從宦遊」「賞心遊」「謀生遊」，還有通過文字進行的「臥遊」[51](P30-49)。所謂「臥遊」，有不同的指向，大致上也可以叫神遊。

神遊就是在想象中加以遊歷。這方面最常見的是題畫，如張綸英《題山水畫幀》：

幽居結岩岫，蕭蕭山木秋。

中有絕代人，濯發清泉流。

覽茲動遐思，歲月忽我遒。

安得牽煙蘿，誅茅塵外遊。

愴然念身世，漂泊同浮鷗。[52](P1110)

（作者簡介：張宏生(1957- )，男，江蘇徐州人，文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人文所所長。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史和詞學 [香港 999077]。2022 年 01 期《中國韻文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