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以陳壽《三國誌》為關鍵核心，劃分史書文獻為二：其一，成書於《三國誌》前之史書，考察陳壽之去取從違，以見史觀與歷史哲學；其二，成書於《三國誌》之後，觀其所詳、所重、所偏、所主，相互參照，亦足以推求史家筆法與《春秋》書法。書中言：陳壽於所見書，「對其中部分內容棄而不用，或加以刪節，極可能隱含著陳壽取舍史料背後的史觀」(85)。就筆削示義而言，確是一針見血之論。文獻史料之或棄或用，或刪或節、或取或舍，即是史家運化《春秋》筆削之書法。如探究魚豢《魏略》、王沈《魏書》、韋昭《吳書》、胡沖《吳歷》諸家之史觀、史識、史義，不妨與《三國誌》文獻對讀比觀，或可證實：就刪棄取舍，可以考見筆削、抑揚、褒貶與歷史哲學。

又如韋昭著《吳書》，標榜東吳「運應東南」，以為東吳文化堪與北方分庭抗禮。而《三國誌》多刪略裁減，使之邊緣化(86)。胡沖《吳歷》，誇飾孫吳立國戰略、復制臨終托孤，皆為陳壽所刪減弱化(87)。略人之所詳，輕人之所重，人取我棄，人筆我削，遂成《三國誌》之書法史筆。陳壽之文心、史觀、史識、歷史哲學，亦藉此可見。至於虞溥《江表傳》，於東吳詳書、重敘、偏載，美化之、強調之，於孫氏江東霸業，頌揚不遺餘力；於赤壁之戰，形塑周瑜魯肅之英雄形象(88)。綜覽其或筆或削之書法，其史觀為擁吳、仇蜀，自不待言。

從史筆之詳、重、偏、美，可知史家敘事之視角、史家之史觀指向。由此觀之，欲解構三國學，重建三國之歷史，其策略運用，可以考察文獻之筆削，進而闡發其中之書法與史筆。觀照史料取舍之有無、多寡、異同、偏全；探討史家筆法之晦明、詳略、曲直、虛實、抑揚、重輕。或就史事之編比探論，或就史文之修飾商榷，兩兩比觀對讀之，而陳壽、裴松之、習鑿齒、魚豢、王沈、虞溥、韋昭、張勃、胡沖，乃至於範曄諸三國史家之史觀、史義、歷史哲學，乃昭然若揭，呼之欲出。

此一胎源於《春秋》，發明於《左傳》，大成於《史記》之傳統敘事書法，其後開枝散葉，影響深遠。吾人尋根探源，思量重返中華文化之精神家園，固然可據筆削書法以研討《春秋》《左傳》《史記》；更可以持此以考察《漢書》《後漢書》《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鑒》，乃至於《通鑒綱目》之書法、史觀、史義、歷史哲學。中國傳統敘事學淵源於史傳，特重「敘」；西方敘事學淵源於小說，較側重「事」。東西方敘事學之出入異同，從此可以管窺一二。

要之，從《春秋》筆削示義，到史傳比事見義，屬辭顯義，其流派衍為歷史敘事、文學敘事。其要，歸於「言有序」之義法發用而已!

三、餘論

上引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稱「《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又謂：「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云云。以上數語，牽涉到筆削、比事、屬辭、詳略、異同、重輕、忽謹諸《春秋》書法之課題。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指涉、元素、綱領、方法，多已具體而微表出。前後史料相形相絜，或書或不書，或取或舍之際，若趨向無、寡、略、輕、同、偏，固可從中考察其史義；反之，文獻取捨若呈現有、多、詳、重、異、全諸書例，尤可藉此探索其史觀、史識，甚至於歷史哲學。

(80)盧弼集解：《三國誌集解》，第4頁，總第785頁。

81)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誌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2頁。

(82)盧弼集解：《三國誌集解》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第5頁，總第786頁。

(83)盧弼集解：《三國誌集解》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第5頁，總第786頁。參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84-92頁。

(84)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129-148、198-212頁。

(85)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111-150頁。

(86)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198-213頁。

(87)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214-222頁。

(88)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153-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