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制度不想放棄對於邏輯與因果關係的追求，這是日常敘事稀少的原因。所以如果要構建這類敘事，我們首先要接受非邏輯和因果關係稀少的狀態，擺脫文字制度的束縛，勇敢、真誠地記錄。這是一個由博返約的敘事策略：放棄高雅的修辭、複雜的邏輯，以及假設、象征、比喻、渲染、誇張等技巧，回歸簡單直白的敘事。這是一種最古老的文字風格，在古典史詩中達到頂峰，之後慢慢被複雜的修辭學掩蓋。

晚年的海德格爾勇敢了一回。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用直白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日常敘事片段：「在大街的那一邊，矗立著理工中學的教學樓……我們能夠觀察到這座大樓的所有方面，從地下室直至頂樓……走廊、樓梯、教室及其設備，我們到處都會發現在者。」在深奧的現象學體系里，這段話看起來很奇妙。在那個時刻，海德格爾變成了普通人，不再是抽象的思想符號。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從教學樓旁邊經過，停下來觀看、思考，然後用日常景觀回答現象學的根本問題：「究竟為什麽在者在而無反倒不在？這是問題所在。這問題恐怕不是個普普通通的問題。這是所有問題中的首要問題。」

這種古老的敘事風格是一種感覺寫作，充分調動人的視覺、聽覺和觸覺機制，從瑣碎、微小、流動的日常景觀中發掘存在的象征。

這些象征物是具體的，又是絕對的，因其是自足的，不受制於抽象觀念，反而是抽象觀念的基礎。日常敘事會成為未來闡釋學的根源，穿越時間，向我們的後代展示這個時代的日常性。

日常敘事是一個文本學策略，重視被文字制度裁剪的日常性，也是一個時間策略，從「過去—現在」的結構轉向「現在—未來」的結構。除此之外，日常敘事關乎當下的闡釋權。對於被忽視的日常生活而言，這種闡釋權具有啟示性。在文字制度中，它們本來是不可見的，但只要變成敘事，它們就是可見的。這種啟示性制造了一個矛盾：存在是敘事的前提，敘事卻決定著存在的可見性，甚至變成存在的前提，即沒有敘事就不存在。在未來的闡釋學中，這種敘事也就具有了壟斷性。一個日常敘事片段一旦出現，由於本身的稀缺性，在歷史闡釋學中，它可能會獲得不受質疑的權力。

中國學術界應該重視關於當下的闡釋權。在世界歷史上，中國問題既深刻又豐富，自中西交往以來一直吸引著西方人。他們不斷記錄中國見聞，由此制造了一個日常敘事類型，即域外遊記。這個類型壟斷了那些已經消失的當下的闡釋權，我們只有借助於這類敘事去復原在那個時刻出現的人物、事件與空間。

一九七四年，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到中國旅行，之後完成了一個日常生活文本，即《中國行日記》（Carnets de voyage en Chine）。他在中國僅僅生活了二十幾天，面對一個豐富、深刻的歷史—現實知識體，或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或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優越性，他忘記了在未知的深刻面前保持沈默的道理，於是一個東方的奇異世界出現了：「完全沒有時尚可言，零度的衣飾。沒有任何尋求、任何選擇，排斥愛美。」他坐在從南京到洛陽的火車上，看著窗外閃過的景觀，下了一個判斷：「一個沒有皺痕的國度……沒有任何東西在講述歷史。」（羅蘭·巴特：《中國行日記》，懷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0一一年版）他以此描述這條鐵路線，甚至認為整個中國缺乏歷史厚度，單調乏味。羅蘭·巴特沒有理解中國，卻制造了一個奇異的文本。中國是深刻的，這個文本是粗淺的。中國有長時段的歷史，這個文本展示的卻是短時段的日常景觀。他有傑出的想象力與修辭學技藝，卻沒有發掘中國的豐富性，以及這種豐富性的歷史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