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者」生於亂世，他們以詩文譏切時弊，著述由此成為士人彰顯自身獨立價值的文化行為。聖人持「元」以正天端，其功用自然也退居「天」後，只有在「天」失序時才得以彰顯，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早期「作者」為何總是與亂世密切相關。

《荀子·賦篇》言：「天下不治，請陳佹詩」，(94)「國史」見王道衰、政教失而歌詩，「作《易》者」當殷之末世而演《易》，孔子懼世衰道微而作《春秋》，著述成為「作者」批判現實、撥亂反正的重要方式。

揚·阿斯曼在《文化記憶》中指出，「在之前的書寫文化里，承載和維系『傳統之流』的人群同時也是管理人才、醫生、解夢人和占蔔者，不管如何，他們是從屬於政治機構的受命令者。」「卡農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分化的過程，即出現了獨立於政治、管理、經濟、法律甚至宗教權威的人群。」(95)

反映在戰國秦漢時期，就是以宮廷為中心的書寫傳統出現松動，「無恒產而有恒心」的士人逐步成為著述文化的新主體。無論是「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還是「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96)孟子和劉歆處於戰國秦漢這一重大歷史變局的兩端，他們對於《詩》學興衰的判斷雖然不同，但都準確揭示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士人在這一文化變局中發揮的主導作用。

可以說，「作者」是戰國士人文化的產物，代表著宮廷之外另一種文本製作合法性的建立，誠如曹丕所言：「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97)

(94)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80頁。

(95)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4、95頁。

(96)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5932頁；《漢書》卷30，第1756頁。

(97)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71頁。

(98)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5903頁；洪興祖：《楚辭補注》，第48頁。

(99)《史記》卷130，第3977頁。

(100)《史記》卷23，第1365頁。

(101)參見德比亞齊：《文本發生學》，汪秀華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30頁。

(102)《史記》卷47，第2340頁。

(103)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85、4154頁；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38頁；《史記》卷84，第2994頁；卷130，第3978頁；卷31，第1749頁。

當然，顯名的另一面則是招謗的危險。「天籟說」中的怨怒之音是人類性情的自然流露，既非有意為之，亦無關個體，故不僅「言之者無罪」，更「足戒」人君。「作者」則不同，其著述行為基於自身非凡的道德與理性，「以俟後聖」的書寫心態更隱含著對現實的失望和拋棄，這些都給時君的政治權威帶來挑戰。孔子疑《春秋》將以「罪我」，屈原則果遭「露才揚己」之譏。(98)壺遂之問深刻揭示出「作者」與時君的緊張關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99)

最後，「作者說」強調理性認知基礎上的再創造，由此建立起衍生型文本的生成機制，修辭與結構亦成為文本闡釋的重要視角。無論是伏羲觀天地而作八卦，還是聖王「緣人情而製禮」，(100)「作者」總是基於既有知識，在非凡智慧和表達能力的幫助下，通過某種符號體系展現其思想認知。基於此，「作者說」機制下形成的文本往往有其「前文本」(pretext)存在，(101)它們可以是某種儀式或文獻，也可以是天地、世情等尚未符號化的現象。「作者」可以像伏羲那樣別創一套符號體系，也可以向國史那樣歌舊俗以刺今，或是像周公那樣因於殷禮而加以損益，甚至像孔子「因史記作《春秋》」那樣，(102)只是通過對既有文獻的甄選、改易或重組來表達己見，因此，與「天籟說」機制下形成的文本普遍具有原生性不同，「作者說」機制下形成的文本常常是有所援據的衍生型文本。這類文本的製作就方式而言是「述」，但就思想的原創性而言卻是「作」，這正是孔子「述而不作」與孟子「仲尼作《春秋》」在表面分歧之下的內在一致性。「作者」大可不必創造新的符號或文辭，而是通過修辭和結構能力整合各類素材，使之承載其原創性、個性化的思想，故漢人常用「綴文」「屬文」「捃摭」「連結篇章」等具有技術性色彩的詞匯描述文章寫作。同時，與「天籟說」強調文本「無隱」相反，《系辭》認為卦爻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左傳》認為「《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玉杯》認為《春秋》「好微」，《史記·太史公自序》認為《詩》《書》「隱約」，《屈原賈生列傳》稱《離騷》「其文約，其辭微」，服虔《左傳》注認為《齊風》「辭約而義微」，(103)「隱」「約」「微」「婉」「曲」成為亂世中試圖救弊反正的「作者」明哲保身的重要技能，而對辭例、章法等隱微書寫方式的把握則成為理解文本及其作者意圖的關鍵。

（作者簡介：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2022 年 01 期《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