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研究《春秋》，漢何休《謚例》、晉杜預《釋例》、晉範寧《傳例》、唐陸淳《纂例》、宋胡安國《通例》，或指為《春秋》書法，或以為微言大義之所寄。《左傳》釋經，有五十凡例，近人據以為訓詁學之素材。錢鐘書《管錐編》別有見地，曾稱：「昔人所謂《春秋》書法，正即修詞學之朔。」又曰：「《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又云：「《公羊》《穀梁》兩傳，闡明《春秋》美刺微詞，實吾國修詞學最古之發凡起例。」(89)以屬辭比事之《春秋》衡量之，錢鐘書以修辭學比附《春秋》書法，未免雙義側用，止凸出「屬辭」顯義一端而已。至於排比史事以顯義，比事屬辭以觀義，具見其本末可以通義，則未嘗觸及。

先秦人物事跡，《史記》之世家、列傳，往往筆削《左傳》史事、史文而成。劉師培《〈史記〉述〈左傳〉考》(90)、近人劉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91)，發凡起例，啟迪良多。唯《史記》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於先秦史料之去取從違，必有獨到之別識心裁，而學界忽之。筆者以為：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太史公自序》已委婉昭示(92)。《史記》之歷史編纂學，涉及或筆或削之書法，表述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體現為有無、異同、詳略、重輕、曲直、顯晦諸敘事模式，則乏人問津，值得投入心力開拓。

班彪、班固父子纂修《漢書》，自楚漢之爭至武帝在位，所述人物與史事，多與《史記》交叉重叠。漢王充、晉張輔、唐劉知幾、金王若虛等，有「班馬優劣」之論。宋程頤、明焦竑、清蔣中和等，則發表「班馬異同」之說。其中，宋人倪思著《班馬異同》三十五卷，頗具代表性，大抵尊《史記》而卑《漢書》。清代，有楊於果《史記箋論》、楊琪光《史漢求是》二部專著。其他，如錢謙益、顧炎武、全祖望、牛運震、王鳴盛、趙翼、章學誠、徐乾學、沈德潛、浦起龍諸家；近人梁啟超、劉鹹炘、呂思勉、朱自清、鄭鶴聲、白壽彜，於班馬異同，甚至於班馬優劣，多有觸及，自有新見(93)。筆者以為，探究此一課題，若借鏡《春秋》或筆或削之義，從屬辭比事之書法切入，比較《史》《漢》二書之有無、異同、詳略、重輕、曲直、顯晦之敘事，則其史識可知，史觀可見，優劣得失不難考察。

明萬歷間，餘邵魚編《列國誌傳》，有餘象鬥刊本等多種。至崇禎間，馮夢龍長於《春秋》學，著有《春秋衡庫》三十卷、《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始揚棄《列國誌傳》之淺陋，參考《左傳》史事，旁及《詩經》《國語》《戰國策》《史記》《說苑》《列女傳》《吳越春秋》等文獻，改寫春秋列國之史事，成為典雅之講史，撰成《東周列國誌》歷史小說一○八回。清乾隆間，蔡元放刪訂評注，即成至今通行之《東周列國誌》。《東周列國誌》存在援引史料訛誤、前後矛盾諸缺失(94)。除此之外，敘事大多有本有源，信而可征。唯顧及商品經濟，歷史小說難免附會增飾，以迎合讀者期待。既為演義，故不乏小說家筆法。較諸《三國誌演義》之「七實三虛」(95)，或評為九實一虛，謂敘事較近歷史事實，與一般小說家言，會當有別。《東周列國誌》受市井讀者歡迎之程度，遠不如《三國誌演義》，或由於此。

因此，若持《東周列國誌》歷史小說，與《左傳》《史記》諸史傳對讀，則藉由文獻史料之取舍刪改，可以考察比事屬辭之敘事，於是因彼此之有無、異同、詳略、重輕、虛實、損益、曲直、顯晦，而見筆削、抑揚、勸懲、褒貶之史觀、史義。學界不妨以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之霸業為研究課題，外加吳越爭霸之原委，作為研究選題，從或筆或削，看《東周列國誌》對《左傳》之接受，以此見歷史與小說之分野，史學與文學之異同。此一選題，值得投入心力耕耘，猶持《三國誌演義》文本，與《三國誌注》《三國誌》對讀比較者然。深信對於小說之取資史傳，如何自成一家，當有啟益。

(89)錢鐘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第5冊，第20頁；第3冊，第967-968頁。

(90)劉師培：《左盦集》卷一《〈史記〉述〈左傳〉考》，《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第3冊，第13-14頁，總第1451頁。

(91)劉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6期，1962年。

(92)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21頁，總第1370頁。

(93)張新科、俞樟華：《史記研究史略》第三章《宋代開〈史記〉評論的風氣》，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68-94頁。

(94)馮夢龍原著，蔡元放改撰：《東周列國誌》卷首劉本棟《引言》，臺北：三民書局，1976年，第2-6頁。

(95)章學誠《丙辰劄記》：「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三，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第52-53頁，總第888-8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