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論起源於歐洲，其發端可以追溯到當地人對亞洲韃靼人進攻歐洲的恐懼記憶。而從「啟蒙時期」（编註：17-18世纪）開始，厭惡東方（主要是中國）「專制」、「野蠻」、「封閉」的文明優越感，逐漸在西歐形成。

18世紀末，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等學說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為「黃禍」論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紀初，英國駐馬來亞總督拉斐爾斯（编註：可能是莱佛士另譯）危言聳聽地叫嚷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建立第二個中國」，則意味著西方在東南亞的排華實際是「黃禍」論的延伸（编著：細節待查）。

                                             西方大量宣楊“黄禍”出版物中的一種，以醜化華人為能事。

19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出現了排斥華工的輿論和行動，號稱社會主義者、主張「單一稅」的亨利·喬治亦從土地占有的問題出發，贊同趕走中國移民。70年代，德國人拉采爾在談到美國西海岸和澳大利亞的華人移民時，使用了「黃色恐怖」的說法。

而80年代之初，中國徒有其表的洋務運動居然引起了某些歐洲人的憂慮，德國人施邁茨納提醒他的同類說：「中國正在異常熱心地學會和開辦歐洲人的工業、技術和交通事業。至於這個東亞大國的數不盡的人重又開始流動，使歐洲第二次為蒙古人所淹沒這種危險，那就更用不著說了。」[1](p42)

甲午戰爭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傳「黃禍」，並自稱是這個名詞的發明者。德國外交大臣比貝斯坦則對俄國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國人同屬黃種人……如果他們（指日本人——筆者）能對中國人建立一種保護關系，那就有可能產生一種利害的融合，這種利益對全體黃種人來說都是共同的，而與歐洲列強的利益則背道而馳。」[1](p45)自此「黃禍」之說亦把日本包括在內。

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中和之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報刊都把「黃禍」當作熱門炒作的話題。在中國生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英國人赫德，撰文稱「未來人們需要對付黃種人問題——也許是『黃禍』問題，這是一種確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陽必定要升起一樣」。當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對義和團事件應負的責任，主張列強應「克製自己，尊重對方，跟中國進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須切除」「國際帝國主義的癌腫」。

他說：「這個四億人口的大國的精神決不是黷武好戰的」，但如果白種人堅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將來的義和團將擁有一切可以用錢買到的武器，到那時人們就不能對『黃禍』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後將有幾百萬個義和團團員在中國政府一聲號令下立刻全副武裝地排成密集隊形，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1](p66-67)因此他主張「平等」地和中國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關系，使中國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黄禍”也暗示中國崛起後，洋妞將被佔去，白人給他們拉車。

1904年發生了日俄戰爭，戰爭之前英、法、德、美諸國雖然傾向於偏袒日本，但俄國戰敗之快之慘，卻難免使得西方國家驚愕不已。戰敗的俄國自然大叫「黃禍」，英、美的報刊書籍也再次對「黃禍」口誅筆伐。從20世紀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國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劇，美國報刊對日本的攻擊一直持續到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此期間，曾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海軍上將阿•瑪漢、在美國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較大影響的亨利•亞當斯和布魯克斯•亞當斯兄弟、人類學家馬迪遜•格蘭特、外交官休•臘斯克、軍火工業商人哈德遜•馬克西姆、作家傑克•倫敦、布瑞特•哈爾特、瑪爾斯登•曼森等等眾多人物，都宣傳過「黃禍」論。如傑克•倫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來一定會發生種族戰爭，如果日本控製了中國且兩者結合，就會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產生嚴重威脅。

大體上從1904年日俄戰爭起，俄、美輿論界的「黃禍」論開始突出對日本的警懼，但整個西方世界的「黃禍」論仍然包括中國。而且由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挑撥，東南亞地區也時有排華輿論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邏國王羅摩六世，也曾用筆名在報紙上撰文攻擊中國，這些文章後來集結為一本名為《東方的猶太人》的小冊子。

總之，西方的「黃禍」論雖來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這20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喧嚷有所減少，以後又被「赤禍」論取代，但類似或變相的種族主義觀點，在西方的思想界、輿論界中始終沒有完全消除。而「冷戰」結束之後，此類思想死灰復燃，1993年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問世就是一個標誌，而且他在巴爾幹——近東劃下的東西文明斷裂帶，幾乎可以說是對阿•瑪漢的亞洲大陸北緯30～40度（即從土耳其亞洲部分經過伊朗、阿富汗、西藏、長江流域一直到朝鮮）所謂「潛伏危機地帶」的模仿。

                                                                                 “黄禍”—“巫術”

那麼，這段時間的「黃禍」論具體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國的有些什麼內容呢？其一，中國人口眾多，四出移民會占據各處的土地，「苦力」和「廉價勞力」會搶去白種工人的「飯碗」。其二，當時日本工業生產的成就已使歐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國也實現「工業化」，將使歐美的工業產品失去市場。其三，如果「黃種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們在現代化武器的配備之下站了起來，他們由於人數數量上的優勢，能夠把歐洲人和美國人趕出東亞，奪得亞洲甚至世界的霸權」[1](p18)。其四，中國人「排外」、「不開放」，西方人難以和中國人共處，西方的商品、資金也難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人稱中國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是以此為由支持排華。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衰弱」、「落後」不僅造成了內部混亂，更因此而引發了列強在中國的爭奪（例如日俄戰爭），「危害世界和平」。總之，中國強大了會造成威脅，弱小了也會帶來「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對中國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結論。

說孫中山曾遇到「黃禍」論的挑戰和困擾，並不是想象之詞。孫中山讀過亨利·喬治的書，而亨利·喬治的書中就有排斥華人移民的觀點。1924年冬孫中山在《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中，稱「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

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是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2](p404-405)孫中山這裏所說的美國學者，應該是前述亞當斯兄弟、格蘭特、臘斯克等人中的某一個。

而且凡是研究孫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從辛亥革命發生前數年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與他的軍事顧問即美國人荷馬•李過從甚密。不過人們不大知道荷馬•李也是一個「黃禍」論者。當然他與前已提到的另一個「黃禍」論者、美國海軍上將阿•瑪漢不同，阿•瑪漢主張美國與日本結盟，徹底征服中國；而荷馬•李主張美國和日本進行「生存鬥爭」，為此他要幫助孫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國並使中美結盟。荷馬•李的《無知的勇氣》、《撒克遜的日子》和《不列顛帝國的命運時刻》等書，同樣充滿了征服欲和「黃禍」論的觀點，孫中山對此顯然不會一無所知。

此外，從《孫中山全集》可以發現，從1901年到1924年，總計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記者曾就「黃禍」論或類似的相關問題向孫中山發問。尤其是美國《展望》雜誌記者林奇(G. Lynch)曾當面向孫中山表示：「實現他的抱負將會釀成真正的『黃禍』」[3](p211)。而孫中山對這些動機各異的提問都作了解答。(節錄自：羅福惠：孫中山先生怎樣對待「黃禍」論？2008-09-22 愛思想）

【參考文獻】

　　[1]　［德國］海因茨•哥爾維策爾．黃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2]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1捲[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捲[M]．北京：中華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