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視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共性而視猶太人為盤剝取利的小人，導致了夏洛克的報復。第二，它以一種因素來劃分個體的身份，忽略了人們所實際擁有的其他身份，實際上是把人渺小化。“一旦人際關係被視為單一的群體間的關係，諸如文明、宗教或種族之間的‘交善’與‘對話’，而完全忽視同一個人還屬於其他群體（如各種經濟、社會、政治或其他文化關係），那麽，人類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內容就消失無形了，個人被塞入一個個‘小盒子’之中。”[79]把每一個人都牢固地嵌入某一種社會聯系之中，這就窒息了其他理解人類的方式，不但把原本多元、豐富的個人縮減到某個單一的維度，而且它在建立與他人的信任關係的同時，也在建立與更多人的不信任，所以這種狹隘的、危險的幻象可能帶來對立的後果並使世界更加易於被操縱、被煽動。

 無論是經驗事實還是理論邏輯，都否定了單一身份論。森主張用相互競爭的身份認同來挑戰單一的好戰的身份認同觀。我們的身份如此豐富，當我們沿著多重身份來審視我們的生活時，就能找到諸多共存和寬容的理由，就沒有必要因某一種身份的差異而發生衝突。“代替這種支配性分類觀及其所造成的對立的，不是不現實地聲稱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肯定是不一樣的。相反，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實現和諧的主要希望在於承認我們身份的多重性。這種多重性意味著人們同時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我們反對按某一堅硬的標準劃分人們而導致的、據說是不可克服的分裂。”[80]

 確認多元身份認同，則“文明衝突論”與社群主義的假設都不能成立。

 文化認同的確很重要，它幫助個人建立起一種對群體的歸屬感和忠誠度，這種歸屬感和忠誠度是社會資本的一部分，能夠豐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從而有助於社會文化的發展。但文化雖然重要，卻不是決定我們生活和身份的唯一因素，其他的因素如階級、種族、性別、職業等也能起作用，並且能起很大的作用，不能把文化看做決定社會行動的核心的、無法改變的和完全獨立的因素。“文明衝突論”就是一種典型的“單一性幻象”：它假定某種單一分類是唯一相關的，人類能夠被先在地劃分為彼此有別且分立的文明，而且人們之間千差萬別的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它不把人視為有許多關係的個體，也不把人看成分別屬於許多不同團體，相反她僅僅是某一個特殊群體的成員，這個群體給了他或她唯一重要的身份。因為這些錯誤，“文明衝突論”對文明及其關係的解釋也是錯誤的。其一，此論誤解發文化。文化不代表一種統一的特性。同一種文化環境中，存在著大量的差異。比如宗教信念不能完全定義穆斯林，阿拉伯和穆斯林社會在科學和數學上貢獻巨大，它們完全可以成為穆斯林身份的一部分；比如任何一種宗教的虔誠教徒中，都既有狂熱的好戰者，也有和平的擁護者，宗教信仰本身，不能解決我們在生活中要求做出的所有決定。對於政治、道德和社會判斷相關的事物，一名穆斯林教徒能夠選擇幾種不同的立場而並不因此就不再是一名穆斯林教徒，因為他的立場不僅僅來源於伊斯蘭教義，而是因為別的原因。其二，此論對世界諸文明的劃分過於粗糙，把它們看得遠比過去和當前的經驗分析所表明的更為同質、更為互相隔絕。更重要的是，那些試圖避免衝突而進行的文明對話的努力也不可能成功，因為這種高尚的行動也將多維度的個人縮減到一個單一的維度，抹殺了人類多種多樣的聯系與活動，包括藝術、科學、數學、遊戲、貿易、政治以及所有對人類有共同興趣的其他方面的聯系與活動。其三，此論無法解釋文化與社會認識和行為的其他決定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文化因素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而單獨起作用，單一身份論妨礙了對主流政治的認真關注以及對當代激起暴力的過程和動態的考察，實際上成為導致衝突的真實機制的遮羞布，使政治統治和公共政策的錯誤就逃脫罪責。所以，“文明衝突論”是粗糙且粗暴的，它不是解釋了衝突的根源並據此解決，而是造成了人們更深的偏見和對抗，並妨礙我們正確地理解世界衝突。

同理，社群主義假定個人對其社群的認同必然是其支配性的身份，這一結論也是錯誤的。社群主義有兩個假設：一是個人無法獲得與其社區無關的身份認同，也無法以其他方式來思考身份。二是身份涉及發現，如果要進行比較的話，社群認同必然成為一種最重要的身份。森認為，這種觀點否定了評價、理解對不同文化和社會中各種行為與制度所做的規范判斷的可能性。“我們很難相信，個人在決定她所歸屬的各個群體的相對重要性時竟然會毫無選擇，而她只需‘發現’她的身份，就好像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比如確定是白天還是黑夜）。事實上，在我們不同的歸屬和社會關係中，我們每個人都在不斷地決定何者列為優先，哪怕只是下意識地這麽做。在各個不同的我們所屬於其中的群體之間決定我們所效忠的對象和事務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自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承認它，重視它，並保護它。”[81]

[79][印]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2006），李鳳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2—3頁。

 [80]同上書，第14—15頁。

 [81][印]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2006），李鳳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