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對大雁如此「摯而有別」的「恩愛」關係，恐怕只有在描寫生死戀的愛情悲劇中看到。在現代猶如脫鞋換襪似的婚變世相中，我們自認為創造了文明與道德的人類，或許多少會從這對大雁的身上深切地感悟到「摯而有別」的真諦，恍然警覺到「戀(亂)愛自由」的誤區，這或許會使德性廢弛的人類深感汗顏。孔子倡博文，重道德。由他親自整理過的《詩經》，將《關雎》置於首篇，不僅是因為詩美樂美，而且是因為情真意切，具有審美和道德範導作用。…

懷舊已與消費文化同流合汙了，這還何談抵抗消費文化的內在邏輯———遺忘？相反它披著「審美」的外紗可能進一步加速了人的忘卻，療救人的心靈也就成了一句空話。此時，我們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詰問：「當精神離開了思想的天空，當浪費成了裝飾現實欲望的一份點綴，『懷舊』是否真的能起到療救生活的作用呢？」① 可見，在消費文化語境中，遺忘已不可阻擋。但我們也應看到問題的另外一方面；一個人即使只關注當下，仍然應有記憶存在，因為遺忘與記憶是相互依存的，既然遺忘了什麼，也就會記住什麼，所以進一步探究當下語境中記憶的內容就是下一步研究的任務所在。

三「我邊緣故我在」：「集體記憶」…

我們年輕時候讀歐洲思想史、觀念史，讀到巴黎的沙龍文化，歐洲各國的沙龍，好生羨慕，人家文化發達，都說跟這些沙龍有關。後來，我們自己也試著辦沙龍，可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怎麽辦都像吵架會，不像沙龍。翁菱女士風雅寬容，她主辦的玉河夜話是名副其實的沙龍。

今天的主題是人工智能。這個題目，我沒做過研究，但翁菱指定我發言，我就說說我的零零星星的思考，拋磚引玉吧。

最近這些年，最火熱的技術好像是兩種：生物工程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這兩大門類的技術都很了得，不僅將大規模改變世界的面貌，而且將改變人自身。我常說，這是兩面夾擊，人工智能要把機器變得越來越像人，生物工程要把人變得越來越像機器。…

人類無法拒絕技術，生活中，我們都希望技術能幫到我們。但是，我們要考慮時間問題，因為技術是不斷加速的，在我們使用技術的過程當中，技術就在不斷叠代。正是由於現代技術進化的速度，才迫使我不得不將技術問題和時間問題組合起來進行考察。在我之前，已有德里達、福柯等哲學家關注技術問題，但他們都沒有進入數字時代，而數字時代對人類的影響，是之前的技術完全不可比擬的。

我們要知道限度在哪里，要將技術往積極的方面去推進。如果將技術完全交由市場掌控，它不會往特別積極的方向發展。同樣一款軟件，用來做遊戲，可以毀掉孩子；用在課堂上，可以提升教學效果。但轉換使用方法還是表面的，我們要轉變的是技術背後的控制規律。

解放周末：對此，歷史可以提供給我們哪些借鑒？…

當我們説“詩性的”（poésie），而不説“詩歌”（poétique）的時候，我們應當明確：“詩化的”（poématique）。最重要的是不要讓刺蝟被領回到poiesis的馬戲團或動物園：無事可“做”（poiein），既沒有“純粹詩歌”，也沒有純粹修辭，更沒有純粹語言（reine Sprache），[13]或“真理在作品當中的設置”。…

另一方面，消極地講，當前形形色色“(審)美學”名詞競相出現以至泛濫成災的局面也説明了人們在使用(審)美學或審美概念時的隨意性，如前述“骯髒美學”、“死亡美學”之類。我們固然不能拘泥於傳統美學學科的已有模式，因而相信美學是發展的，“美學研究什麼”也“不可能有公式化或概念化的一成不變的結論”(20)，但對於一個嚴肅的(審)美學研究者來説，下面這點當是一個並不算過分的要求：在運用或提出任何一種新的含有“(審)美學”字樣的概念時都應該深入考慮、界定其明確而合理的內涵。或許以此出發，方可使原本已經駁雜因而意含曖昧的(審)美學真正逐漸走向成熟。…

總結 relation 這一概念，李老師提到，當今批判理論強調哲學認識論與身份政治的二元性，但 Glissant 的行文方式、思考軌跡之下，identity 更是 “equal”and“open”的實踐場域，二元化的區分應朝向縮⼩差距、逐漸合一的方式，增進本體與本體之間共在的機會，這是 Glissant 面對他身上被迫烙下的身份政治的思索痕跡。



李老師與我們分享的第三個概念為「不透明性」，這一概念對日後新物質主義產生影響，亦是 Glissant 的重要貢獻。Glissant 以兩種面向詮釋不透明性，（一）、以森林景觀的視角，是具有非穿透性、有質量、且對人類生活造成影響；（二）、對黑人來說，不透明性是透過白人視角來看黑人的結果，另一方面，黑人意識到自身生存困境的無法表達，也是不透明性的深層解釋。從地理到人類個體，足見 Glissant…

岛屿的美会被看到，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第一批判《純粹理性批判》（1781一1787）探究我們如何擁有關於世界的知識。康德從一個先驗（transcendental）的方式去探索經驗（這意味着這個探詢的方式是用來發現讓經驗發生的可能條件）。他認爲所有的知識都必須基於經驗。換言之，只是來源於內心的概念和身體的知覺。因此，康德認爲知識僅僅發生在“經驗的限度”內，認爲所有超出經驗的事物都是不可信的。他因此區分出建立在經驗上的概念（concepts），以及讓這些經驗得以可能但卻沒有相應對像的觀念（ideas）。…

後來 Physics Today 雜誌上的一篇書評[7]將這個列表擴展到了通信、經濟和工程領域。阻挫（Frustration）是自旋玻璃中的一個關鍵概念，Peter Wolynes 和他的合作者最近發表了一篇綜述《生物分子中的阻錯》（Frustration in Biomolecules），對這個概念及其許多應用進行了全面的回顧[7]。…

而西方在驅逐游牧(匈奴)的入侵重新建立自己國家的過程中，建立起二元論的文化概念(文明 V.S 野蠻 / 公民 V.S 蠻族)，最後他們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最後對世界的人類影響歷史。游牧的精神最後演變為一種民族主義，被內化為西方個人冒險的圭臬。西方征服者建立起自己的帝國征服者航行，將自己預設為文明的社會，對立面則是野蠻、落後之地，將佔領領土設定為一種正當的合法性，宛如一個帝國建造者的企業，眾多古老的史詩(埃涅阿斯紀或非洲史詩)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慾望的誘惑。

在關係的詩學上，游牧運動已經從原始的游牧到西方國家的生活定居的方式，演變一個發現和征服的領航旅途，取得新大陸領土。對於征服者西方民族而言，隱含著鞏固壯大自身─「我的根是最強」，並且明確導出為一個價值─…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著作《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中冩道，人作爲一個主觀實體，能對其所生存的世界進行認識和把握，思維的本質是思考（reflexion），人們對世界思考總結得出的結果可以叫做“世界觀”，這種記錄和認知自身以及宇宙規律的世界觀，是獨立於“人”和“世界”之外的第三個獨立客體，作爲一個獨立個體，它會反作用於人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這便是洪堡特在早期關於語言和思維之間關係的認識，可惜他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利奧塔的後現代主義政治學是一種異教主義（paganism）。利奧塔用“異教主義”來表達一種反正統、反權威、反特權的思想。異教主義反對以主體和理性爲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也反對以西方思想看待一切的西方中心主義，承認異端的合法性，在真理和價值問題上採取對所有主張一律平等的民主主義。人們可以在任何問題上做出自由的判斷，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判斷是否正確。…

藝術家要擁有自己觀看世界的“取景器”

孫嘉：是否有很多從事媒體藝術、生物藝術的藝術家會與科學家進行合作？在您看來，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合作通常是怎樣的？您也曾提到過，許多藝術家也會自己編程、做硬件。在您看來，這是否算作“跨界”？在媒體藝術等領域，是否諸如編程這樣的技能已成爲一種必需品？

張尕：我經常打這樣一個比喻，那就是當你使用一個135畫幅或120畫幅相機的時候，不管是數字的還是膠片的，你看世界的視角是已經被預先設定的，被相機的設計所固定，即一個是135的長方形，另一個是…

叔本華說，人的精神痛苦是隨著智慧等級的上升而上升的，越是智慧和優秀的人，活得越痛苦。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長達十余年時間裏，極富人文底蘊和音樂才華的刀郎，一個具有敏感心靈和纖細情感的歌者，在遭到糾集成為某種強大勢力打壓的時候，當他被作為超級力量的國家電視臺——它已經變異為某種程度上的價值尺度——視為「無」、視為「不在」的時候，他會多麽痛苦。不要認為《愛是你我》僅僅是在描述愛情，它何嘗不是這個優秀而苦悶的人對外部世界的熱切尋覓！何嘗不是想得到知音和依傍的悲情傾訴！

這在我們已經失去的八十年代是可能的嗎？這在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裏是可能的嗎？這在每一個個體都可以自由發出聲音的地方是可能的嗎？這在刀郎被法律呵護、擁有同樣話語權的世界裏是可能得嗎？不要裝作什麽也沒看到，莫要說極為廣大的擁有知識的社會人群，即便是在腳手架上攀爬的農民工也知道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出了什麽問題！…

這種情況便導致知識與社會和國家之間一種新的關係，它在原則上是一種方法與目標的關係。科學家們認爲只有政府的政治(換句話説，也就是政府的全部政策)是正義的，他們才可能與之合作。假如他們認爲自身所處的市民社會被政府弄得非常糟糕，他們就可能拒絶政府的規章政策。這種類型的合法化賦予他們權威，並認爲作爲實踐着的人類，他們可以拒絶以學者的身份幫助一個他們認爲不合乎正義的政府，換言之，即它不是一個建立在真正嚴格自律基礎上的政府。他們甚至可以用他們的專長來揭示這種自律在社會和政府中並沒有真正實現。這使人們又重識了知識的批判功能。然而事實卻是，除了由實踐主體，也就是自律集體所提出的預計目標外，知識顯然無法達成其他的終極合法目標。[15]…

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消解主體。17世紀以前，基督教是最高權威，評價一切的標準是上帝制定的，而不是人制定的，從而它們是“客觀的”。17世紀之後，如尼采所言，上帝死了，其位置被人所代替，標準是作爲主體的人所選擇的，從而也變成主觀的。用康德的話説，人爲自然界立法。後現代主義消滅掉主體之後，任何標準都沒有了，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由此必然陷入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是一種關於真理（理論）的相對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一種關於價值（實踐）的相對主義。相對主義可以不要標準，但沒有辦法做到不要規則。於是這種沒有標準的規則就變成了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而語言遊戲的規則是約定的。…

物理學家大衛·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現實之布》（The Fabric of Reality）中指出，雖然知識總量呈指數級增長，一個人想要無所不知依然是有可能的，至少可以掌握闡釋的工具，但前提是把握以下四大核心理念——量子物理和多重宇宙理論、進化論、計算機理論以及認識論。誠然，多伊奇列舉的核心理念是否充足或是否正確依然有待商榷。但他的想法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即在知識總量以指數級速度增長的今天，學習和闡釋知識的工具與知識本身至少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