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善意的保護和自立的尊嚴

對路·桑德斯來說，它沒有發揮作用。憑著他那一點微薄的積蓄，能夠在家附近找到一所輔助生活機構接受他，謝莉覺得很幸運。他的積蓄幾乎都已經花光了，其他大多數地方的收費都高達數十萬美元。她為路找到的那所養老院接受政府資助，因此他承受得起相應費用。這個養老院有賞心悅目的走廊、粉刷一新光線充足的門廳、漂亮的圖書館、面積合理的寓所，看起來很有吸引力、很專業。從第一次參觀，謝莉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但是路拒絕了，因為環顧四周，他沒看到一個不用助步車的人。

“我會成為這里唯一一個用自己的雙腿站立的人，”他說，“這不是我該住的地方。”…

“抱著采用這個名詞的普遍想法，突然之間，輔助生活成為療養機構改頭換面的一個旗號，還有些甚至是只有16張床的寄宿機構，只是希望通過這個概念吸引更多自費的客戶。”她在報告中指出。不論她費多大的勁強調自己的初始理念，其他人卻並不像她那樣忠誠。

大多數時候，輔助生活僅僅成了從獨立生活到療養院之間的一個中轉站。它成了目前流行的“持續護理”概念的一個部分。“持續護理”說起來非常好聽，也完全符合邏輯，但卻延續了把老年人當學前兒童對待的情形。對於安全和訴訟的擔憂越來越限制人們…

文化差異也不顯著。對中國香港地區居民的研究結果和對美國人的研究結果一模一樣。重要的是觀念。巧的是，在團隊完成香港地區研究之後一年， 新聞報道說香港地區的政治控制權將移交給中國政府。對於這一轉變後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許多香港人充滿焦慮。研究人員抓住這個機會，進行了重復研究。果不其然，他們發現人們極大地縮小了社會網絡，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目標差異基本消弭了。主權移交一年以後，不確定性消除了，團隊又做了一次研究。年齡差異又出現了。“9 · 11”襲擊事件之後，他們又對美國做了一次研究；2003年，在SARS肆虐香港地區，幾周之內就奪走了近300條生命以後，他們又對香港地區做了一次研究。在每一項研究中，結果都是一貫的。正如研究人員所說，當“生命的脆弱性凸顯出來”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目標和動機會徹底改變。至關緊要的是觀念，而不是年齡。…

“我躺在那兒，周圍都是老年人，”她說，“我同她們熟悉後，知道了她們出了什麼事。”她注意到她們的治療和她很不一樣。“一整天都有醫生和治療師來看我、治療我，而他們只是在出門的時候，對我鄰床的那位老人揮揮手，說一句：‘好好努力！’”

他們傳遞的信息是：這位年輕女士的生命還有各種可能性，而她們的沒有。

“正是這次經歷使我堅定了研究衰老的決心。”卡斯滕森說。但是當時她並不知道會這樣。“在我生命的那個時刻，我並未踏上日後成為斯坦福教授的路途。”然而，她的父親覺得她躺在醫院太無聊，遂借此機會給她在當地的一所大學注冊了一門課程。他會去聽所有的課，並錄下所有的授課內容， 再把磁帶帶給她。她是在醫院，在骨科的女病房里，學習了她的第一門大學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