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說：「將來的世界美學自當不拘於一時一地的藝術表現，而綜合全世界古今的藝術理想，融合貫通，求美學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輕忽各個性的特殊風格。因為美與美術的源泉是人類最深心靈與他的環境世界接觸相感時的波動。各個美術有它特殊的宇宙觀與人生情緒為最深基礎。中國的藝術與美學理論也自有它偉大獨立的精神意義。所以中國的畫學對將來的世界美學自有它特殊重要的貢獻。」(19)在這里，宗白華也指出了中國繪畫美學的世界性價值，這與鄧以蟄的思想不謀而合。

鄧以蟄既有對西方哲學和詩學的了然，又有中國傳統書畫的根柢。他的「純形」理論受到了康德自由美和克萊夫·貝爾「有意味的形式」的影響。在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理論的時候，鄧以蟄對於中國古代文獻的梳理、分析和歸納方法，也取之西方，闡釋精準、明晰，力求出新意。在《畫理探微》里，鄧以蟄重視借鑒西方的方法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作學理的提煉與概括，對已有的範疇作適當的梳理。從中西比較的視野中對藝術作美學和藝術規律性的探究，討論其生命和價值，其論文的條理性受到了現代學術的影響，借鑒西方而不失傳統方法。

受亞里士多德以降西方學者的影響，鄧以蟄從中國古代文藝實際出發來討論詩與畫的關係。鄧以蟄的美學思想奠基於造型藝術，又體現著詩性思維。他說：「藝術家研究藝術，是把前人的作品，意琢神磨，化為精髓，煉成種子，深深的注入他的手技心靈里面，再蛻成新藝術，使歷史上的藝術在這新藝術里面生存著。」(20)其實美學的創新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鄧以蟄強調繪畫的創造，強調繪畫的內在生命力，強調形式的意義。同樣，在《戲劇與雕刻》一文里分析希臘的戲劇與雕刻時，鄧以蟄也在運用中國傳統的理論與視角。

鄧以蟄中西融通的美學方法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有意識和自覺的，他將西方學術方法與中國傳統資源有機結合，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中西思想在鄧以蟄的腦子里是水乳交融的。鄧以蟄借鑒西方，對中國傳統的藝術和美學從現代的視角進行闡釋。我們可以看到他做到了中西融通、揮灑自如。在《戲劇與道德的進化》一文中，他用西方的人文精神，解釋中國傳統倫理的光輝(21)，把中西方的事例貫通起來，展示出中西文明的共同點。在《續評中日現代的藝術》中，鄧以蟄主張外來的影響是自然接受的，「好像落花流水，水自流而花片隨之行也」(22)，而反對機械的模仿。在論文寫作時，他用中國人能接受的方法進行寫作和論證，與西方學術論文有所不同。這一點與朱光潛相類似，又有著他自己的特點。

四

鄧以蟄系統研習西方的近現代美學，再回過頭來系統地闡發中國藝術的美學蘊涵，在中國20世紀的美學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獨到的貢獻。縱觀鄧以蟄的學術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學習西方是鄧以蟄的手段，最終回歸中國的學術傳統本身，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才是他中西融通美學研究方法的最終歸宿。這種以中國為根本的研究方法，體現了建設中國美學理論的責任和魄力，也是我們學習西方和對待中國傳統美學思想應有的態度和方法。

 [《文藝理論研究》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