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如果存在本身並不可能避開特定的歷史場景以及生活的實踐此等面向，則所謂的「存在的哲學」勢必要轉化為「存在的政治」。至於如何處理這樣的一種轉換方式或過程，則勢必需要重建哲學思想與生活實踐之間的一種內在邏輯，這決不是單以一對一、或兩兩相應此等機械論的比附型態就可以進行的，而是更要與特定而具體的歷史、政治等生活情境相互關聯來比對。11                                                 

當然，就海德格的例子而言，所謂的「政治」是明確指稱一種引導政治活動與實踐的理論或主張，而近代論述場域中的「政治」概念，則擴大其適用的範圍，指稱人際之間在位階與權力支配關係上的角力抗衡。因此，如果就錢謙益或者明清之際其他人物的作品做為例證，那麼，經由言說與論述所呈現的真實，都不必然指向具體的歷史真實，更何況是在「隱喻性替換」的操作下所進行的詩文創作、以及在「轉喻性結構」的操作下對於過往文本的箋注？

生活世界中個別具體的事件，其意義在符號系統的轉換過程中多少都被置換轉移了，而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歷史時間性格也就被取消了。在此，我們或許需要分辨眾多不同的概念：意圖、行為、環境與歷史時間，以及把某個具體的事件與行為者個人的意圖和所處的環境相互綰合時可能的複雜性。詩歌展示了意圖本身可能的純粹性格，而歷史與敘述則關注從因果性與時間性來梳理意圖的實際效能。

心境的揭露與事件的鋪陳，就此成為書寫活動的兩個不同面向。明、清之際，乃至於清末民初以降這兩個階段中國歷史的發展，總是不斷在戰爭與動亂中蹣跚的走著，而同時，朝代的更換不僅代表著身分的轉移，更指向國族與文化在記憶與認同問題上的斷裂。然而，關於這些重大的事件，我們可以從文獻資料上看到怎樣的陳述與說明？試舉費正清在處理《劍橋中國史．晚清篇 1800-1911》時所提到的一個例子：關於鴉片戰爭（1840-1842），中國與英國雙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觀點，「一般中國人民對於戰爭期間的體驗與感受，卻尠有記載或討論。」12 於此，知識階層在論述場域中多有載錄，我們當可以想見其中的迂曲與喧囂、黑暗與苦難；然而，鴉片戰爭之後，歷史舞台所出現的場景更是不斷更迭起落的動盪與變化，而書寫的場域究竟如何面對具體的動盪與變化的生活世界、並且詳細敘說其間有關「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與「倖存者負罪感」（survivor guilt）的種種事例或故事？

里柯（Paul Ricoeur）在闡述西方小說與歷史的「情節」構造時，曾經說過：從十九世紀以後，我們才可以從歷史著作中看見屬於一般人的故事，也才有關於「失敗者」與「受害者」的苦難故事；而在此之前，歷史總是關於偉大或重要人物的事蹟，因此在性質上不是帝國的歷史、就是政治史。13 里柯的論點主要在揭示小說與歷史的同源關係，亦即講述故事的活動以及由此而來的關於時間經驗的沉思與設想，畢竟當我們進行講述的活動時，我們總必須把講述的故事置放在某種特定歷史時間的框架中，藉此申明自身的存在與身份（identity）。里柯因此強調：「講述故事（story-telling）是所有社會中最恆久的活動；在講述關於他們自身的故事時，文化持續展示他們的創造活力」。14 更重要的，透過歷史與小說所體現的敘述模式，個人或群體的生活故事可以詳實的留存下來，因此有了記憶，可以被理解、被傳述，並且建構個人或集體的認同。

 
10 Martin Heidegger, “Ho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1951）. European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to Structuralism. Ed. Vermon W. Gras. New York: A Delta Book, 1973. 28-29.                                                    

11 Richard Wolin, The Politics of Be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tin Heidegger. New York and Oxfor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9-15.

12 ［美］費正清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 1800-1911》（臺北：南天書局，1987 年），上冊，〈第一章導言：舊秩序〉（洪德先譯），頁 1。

13 Ricoeur, Paul. “History as Narrative and Practice.” Trans. R. Lechner. Philosophy Today 29.3 （Fall, 1985）: 215.

14 Ricoeur, “History as Narrative and Practice.” 222.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中文學報 第三期[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第 239～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