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隔壁一間關著個同性戀傢伙，他被控用刀子捅了人。他不斷地把手伸到我的牢房裡亂抓，要麼就把牆砸得梆梆響，一邊嘶叫著：放我出去啊！長官，我非出去不可，我得打針，我得來點過癮的，讓我出去啊！我牢房的牆被他不斷的敲擊震撼得嘎嘎作響。

我坐在硬板凳上等了一個鐘頭，心裡一直猜測著雷米衝向一壘的情況怎麼樣了。我們後來聽說他很不體面地被一記飛球封殺出局。最後哈維西爾伏格雷特的合伙人湯姆夏皮羅來了。他說這個事件從頭到尾是一場天大的誤會，現在都已經弄清楚了。

原來，比賽前那天晚上，我的律師朋友在辦公室門口撿到幾張棒球賽入場券，同時還有接下去的幾場球賽票。他當時就想把撿到的票交給晚上在大樓里值班的人，可是他注意到其中有兩張是第二天中午的，如果不用就會浪費，所以決定用了這些票，然後在星期一找到失主再把票錢退給他。

失主是個保險公司推銷員，很顯然是在打電話時弄丟的，他把公司發給他的不要錢的票弄丟了所以感到十分狼狽，就胡謅了這個被人掏腰包的故事，並向警察報告。那個接到報告的警察，問清了具體座位，就等在那兒看誰會來自投羅網。

我一直蒙在鼓裡，夏皮羅告訴我這一切時才如夢方醒。我感謝夏皮羅律師幫我澄清事實，把我從牢房裡弄出來。然後，就像勞拉那樣，我說，夥計，我要不要狠狠告那狗警察一傢伙呢? （我一直坐在牢房裡胡思亂想這場訴訟的標的。1萬美元? 不，10萬美元? 干脆100萬美元得了！）夏皮羅神情鬱悶地答道，艾倫，你知道你不能這樣做。為什麼不? 我問，口氣充滿疑問。

除非你們兩人都簽一份放棄控訴警察非法捕人的聲明，他們不會放你和賈米出去的。你簡直是開玩笑，我打斷他，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簽字。那麼他們在明天過堂后才會放你，你們倆人都會在檔案里加上刑事拘留的材料，他搖著頭說。

這是他媽的訛詐，我說，我可不想這麼幹。這時我兒子來了。他明天早晨有一場考試，所以急著現在就想出去。他催我簽字，我建議他先自己簽字以便出去，可我自己拒絕簽字。夏皮羅說警察不會同意這麼干要麼我簽字，要麼我們倆人都在裡面待著。

我想了幾分鐘，心想那個放棄訴訟權的聲明恐怕沒有什麼效力，因為它是在關監獄的威脅下產生的。我決定先簽字，以便出獄，然後再接著告那個狗雜種。剛簽完字，分局的警長就出現了，他對這場誤會表示歉意，說沒認識到他摸了老虎屁股，希望這樁事很快就了結。

我問他這些玩意兒進不進檔案，他向我保證說根本就沒有記錄，說你沒有被捕，也沒有記錄在案，如果有人問起來，你就說沒被捕過，懂嗎? 我說我懂，然後離開警察局，心裡還嘀咕著怎麼去告那警察。實際上，我們決定不去控告那警察，因為我兒子那年夏天在范威公園找到一個賣爆玉米花的工作，那個逮捕我倆的警官那當兒正負責這一帶執勤工作，而賈米不想得罪那個警官。

可我仍然對警察，對法院要求無辜被抓被拘的人簽字聲明放棄訴訟權否則就不予釋放這種做法耿耿於懷。當然，我經歷的范威公園風波與布魯因法官對勞拉的做法如出一轍，所以勞拉案子勝訴也使我感到一種連帶性的勝利，這也是對6月那個風清日麗的星期日在范威公園、在警察局的囚室里發生的一切的一種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