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徵引這樣一段文字，主要的用意即在於說明：敘述活動除了講述故事本身需要情節的構造與安排之外，更觸及到敘述活動在面對個別具體的歷史時間性時可能產生的不同的理解、說明與解釋。



一個人的生活故事自有其完整性的要求，但也同時與其他人的生活故事相互聨結，即使是同一個人、同一個故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地點也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說明與解釋。



任何人都可以是某個事件的啟動者或作者，但他卻不必然就是故事的原創作者，他的故事可能需要經過不同的說明與解釋。在敘述模式的各種展示中，我們可以不斷追問：誰的歷史？怎樣的歷史？誰在寫小說？撰寫怎樣的小說？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是需要更多的敘述以及更多的理解。…

藝術的功能與價值，或許就在於此。透過重新檢視「詩史」的概念及其在明清之際論述場域中可能產生的作用，本文在撰寫的策略上即是試圖拆解「詩史」概念中所隱含的兩種成分：詩歌與歷史，並且強調歷史纂述活動在古典文化傳統中的性質與功能，藉此闡明「事件」在歷史纂述活動中的位置與作用。



再者，如果歷史具有「記事」的性質與功能，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解此種性質與功能？因此，我試圖將「事件」的概念置放在探討「敘述模式」的問題脈絡中、並且以當代論述所開展的相關議題做為理論参考的框架，藉此進一步申論有關「自我」與「歷史」、以及「身分」與「認同」等相關的議題。



抽象的「歷史」概念、或者更為幽微的褒貶」原則，如果要放在敘述的模式下重新加以理解，我們就勢必把人的經驗投射或還原到時間序列中，藉以掌握其中的歷史時間性（historicity）。於此，根據鄂蘭（Hannah…

更重要的，由「行動」與「情節」的概念開始，當代的論述場域分別從不同的面向展開有關「自我」、「時間」與「歷史」、乃至於「身分」與「認同」等議題的討論，而其中「敘述」或「講述」活動的特質，就成為關鍵的核心議題。



循此，前述有關里柯與麥金太爾的論點，就有了理論開展上的可能性。如果以詩歌的體式做為創作的基本模式，那麼，「作者的意圖」此一概念就具有解釋與評價上的主導性，而主體或主觀面向上的經驗也就賦予優位的政治倫理意義。如果把自我轉向敘述面向上並且在具體的生活世界中加以表明與闡述，那麼，意義與價值的問題就必然轉到人際互動之間所可能展示的多重複雜性。…

所以，人物不是為了表現性格才行動，而是為了行動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見，事件，即情節是悲劇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此外，沒有行動即沒有悲劇，但沒有性格，悲劇卻可能依然成立。……另外，悲劇中的兩個最能打動人心的成分是屬於情節的部分，即突轉和發現。37



既然「行動」或「動作」是做為悲劇的主要因素，因此有關於「行動」或「動作」的分析討論便也成為《詩學》一書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