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何以能代《詩》而興？因為《詩》也是一種《春秋》。他又說：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下篇》

一壁以詩書並稱，一壁又說必須知人論世，孟子對於詩的觀念是雪亮的。在這點上，《詩大序》與孟子的話同等重要：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即史，當然史官也就是「詩人」。但《序》意以為《風》、《雅》是史官所作，則不盡然。初期的雅，尤其是《大雅》中如《綿》、《皇矣》、《生民》、《公劉》等是史官的手筆，是無疑問的，《風》則仍當出自民間。不過《序》指出了詩與國史這層關係，不能不說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獻。如今再回去看《詩序》好牽合《春秋》時的史跡來解釋《國風》，其說雖什九不可信，但那種以史讀詩的觀點，確乎是有著一段歷史背景的。最後從史學的一分較冷僻的訓詁中，也可以窺出詩與史的淵源來。

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篇》

辭多則史。——《義禮·聘禮記》

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韓非子·難言篇》

米監博辯，則以為多而史之。——同上《說難篇》

「繁於文采」，正是詩的榮譽，這里卻算作史的罪名，這又分明坐實了詩史之間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

社會日趨複雜，為配合新的環境，人們在許多使用文字的途徑上，不得不捨棄以往那「繁於文采」的詩的形式而力求經濟，於是散文應運而生。史的記載不見得是首先放棄那舊日的奢侈固習的，但它終於放棄了。大概就在這時，志詩二字的用途才分家。一方面有舊式的韻文史，一方面又有新興的散文史，名稱隨形式的繁衍而分化，習慣便派定韻文史為「詩」，散文史為「志」了。此後，二字混用通用的現象不是沒有，但那只算得暫時的權變和意外的出軌。

你滿以為散文進一步，韻文便退一步，直至有如今日的局面，「記事」幾乎完全是散文一家獨有的山河，韻文（如一切歌訣式的韻語）則蜷伏在一個不重要的角落里，茍延著殘喘，於是你驚訝前者的強大，而惋惜後者的式微。你這興衰之感是不必要的。韻文並非式微，它是遷移到另一地帶去了。它與歌有一段宿諾。在記事的課題上，他打頭就不感真實興趣，所以時盼著散文的來到，以便卸下這份責任，去與歌合作，現在正好如願以償了。所以《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之亡，若解作逃亡之亡，或許與事實更相符合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