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謙益如何完成《錢注杜詩》過程的例子，我們看到其中引生的一個充滿爭議、但不乏討論空間的具體事件：錢謙益身仕明、清兩代所引發的解釋問題。《錢注杜詩》的纂注工作，所以從明思宗崇禎年間（1628-1644）的《杜詩小箋》開始，就一直成為錢謙益念茲在茲的工作，最後則在錢謙益死後三年（康熙六年，1667）由季振宜刻印出版，其間更出現朱鶴齡為了彼

此處置《杜詩》箋注的爭議而先後對於錢謙益所做出的不同評價。錢謙益在《草堂詩箋元本．序》中說到自己「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                                                   

錢謙益在回顧、省視自身的過往時，他要如何進行解釋的工作？順治十四年（1657），宋徴輿有〈上錢牧齋書〉詆毀錢謙益的行徑，而朱鶴齡在〈書王右丞集後〉一文中則隱約為錢辯解：「右丞與鄭虔同污祿山偽命，及子美詩皆無刺語，可見古人用心忠厚，非獨以全高情」；然而，隨後當錢、朱兩人因為註解杜詩的問題而有了爭執，朱鶴齡即在〈元裕之集後〉中暗諷錢謙益降清之後卻又常出言訕謗清朝，認定錢謙益不如元遺山的風範，畢竟元遺山在金被蒙元滅亡之後即隱居不仕、但也無一語指說元朝。9

錢謙益如何不知道自己處境的困窘？「詩史」於是成為他過往的生命與行事作為進行解釋，這可是別寓隱旨了。

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參照另外一個例子，藉此說明書寫活動與經驗的自我解釋之間的關係：海德格在 1936 年寫下了〈荷爾德林和詩的本質〉一文，詳細闡明寫詩是「最清白無邪的事情」，用以對比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行動的選擇或決斷總不免引向危險；就在通篇暢論「詩意地棲居」的無害與無作用當中，突然閃現那麼一句話：「在任何時候，決斷總是這樣或那樣地有罪的」，10海德格是否回想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受命納粹任職弗萊堡大學校長一事？畢竟，海德格曾在一九三零年代熱衷於「國家社會主義」，並且在納粹統治期間接受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由是而引發海德格個人的哲學研究與政治思想之間的相關性的爭議，尤其是他所精心構築的「存在哲學」是否與他的政治信念有著本質上的關聯？於此，沃林（Richard Wolin）即主張：儘管哲學與生活行為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是直接的，而總是顯現為一種高度中介性的，但是就在海德格的身上，哲學思想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生存感知的基礎，並且追根究底是要對個人所選擇的政治後果負責任。

沃林就此強調，不論是在認識論、或是在美學與邏輯的場域中，哲學思想要為實踐的生活行為負起後果責任，其實更應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海德格早在一九二七年《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所標示的「存在的哲學」，以及經由此一哲學想要極力克服的傳統上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分判，其實已暗示理論與實踐之間更可能存在著一種極為密切相屬的關聯性。

9 相關資料及解說，請參見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2001年），尤其見頁 221-28。另請參見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山東：齊魯書社，1996 年），尤其見頁 3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