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後，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也有過類似於戴望舒那樣的猜想，只不過比後者更感性、更直接。普實克傾向於以膾炙人口的作品為出發點，去討論問題，去獲取理論結果，因為作品越膾炙人口，理論結果就可能越有說服性或公信力。

普實克猜測說，在白居易的《賣炭翁》中，大有可能隱藏著一個看不見，但能夠被直覺所感知的抒情基址（basic lyrical ground-plan）。抒情基址的任務，是為全詩的主題、情感走向和詩意範疇劃定界限，或給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類似於有軍隊設防的邊境線。在穩固、妥當的抒情基址之上，才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故事[59]。

普實克據此猜測：是抒情基址而不是別的東西，保證了《賣炭翁》對簡單故事的簡單敘述不僅沒有削弱詩歌本有的抒情性，亦即質樸、本分的敘事沒能打擾抒情和破壞抒情，或降低抒情的濃度，反而更加「飽有」了抒情性[60]——這一腳踏實地而又頗富想像力的理論構擬，似乎也能運用於「三吏」、「三別」，以及一切看似「敘事」、甚至因敘事而看似放逐抒情的古典漢詩。

蔡英俊在《詩歌與歷史》一文中的論述，正可以為普實克的抒情基址一說補足血肉：

（一）盡管在古典詩歌發展的過程中確實有著「敘述」的功能以及「敘事詩」體式，但在「言志」與「抒情」的創作理念的主導下，「敘述」與「敘事詩」往往只是第二義的創作表現。（二）樂府詩與古詩所形成的「敘事詩」傳統，雖然保持著「敘事」的成分與功能，但在詩歌的表現手法上並不出現或特別強調情節的鋪陳與細節的描繪。（三）如就「詩史」此一概念的發展而論，其最終仍與「比興」的手法合流，而在創作的目的上接近史學論述傳統所揭示的「褒貶」與「寄托」的作用[61]。

如果不做過於迂腐的邏輯演算、過於瑣碎的學理糾纏，普實克的抒情基址大體上類同於——甚至約等於——戴望舒的詩之精髓。它或潛藏於語言文字之下，或溶解於語言文字之中，是一種可以給詩之為詩奠定基礎和定性的東西。詩之精髓或抒情基址就像詩歌添加劑，只要被注入任何文字與故事，那些故事與文字立馬就會變而為詩，至少也能跟詩比鄰而居。

和詩之精髓功能相似，抒情基址也能為廢名的「天啟式」言說提供另一種表達形式，能將詩的內容和詩的語言統一起來。作為一個頗具包孕性的概念，詩之精髓和抒情基址不僅能將詩的內容（而非散文的內容）形式化，還能將詩的語言（而非散文的文字）內容化。最終，它能把廢名既精彩，又不乏割裂開來的言說給彌合起來，就像它未曾被割裂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