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中國農業出版社，把我寫的《三十年細說從頭》，以《銀海生涯》的名字，刪減成八十萬字，分上下兩冊，在國內付印發行，據說先印十萬冊，銷量好了再印九十萬冊，前後共一百萬冊，一下子我也變成百萬富翁了，不讓“百萬石印富翁”的白石老人專美於前。緊接著又收到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寄來《三十年細說從頭》的再版版權費，兩件事接踵而來，倒令我動起重投銀海文壇的念頭。

其實，再給《東方》寫稿的事，周石先生不只一次的跟我談過，但又怕我分不開身，加上以前用國際電話天涯海角的催稿，他想起來就有些提心吊膽，所以每次交談，都希望我先寫足三十篇稿子，再開始發表，我也一一答應，只不過因在北京、深圳瞎忙了一陣，加上電影《八旗子弟》做後期工作，也的確分不開身，所以一直沒有動筆。…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國家戰略，既需要國家的重視，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參與和引導，更離不開廣大中小企業的積極參與與跟進，作為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節點城市和地區，上海理應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更加積極和主動作用，正如1月24日楊雄市長在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報告中提出的，“在推動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中，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經貿合作和支持企業‘走出去’成為重要動力”，這是2016年上海著力要做的第一項工作。為此，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需要圍繞“一帶一路”的建設，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上，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完善組織構架，發揮聯動效應…

三、後一階段——“凱恩斯模式”

如前所述，在前一段的“亞當斯密模式”下，從1978年到1993年，國家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從最初的40％不斷下降。這一政府收縮，民間擴張的走向從1993年起逐漸停滯並最終轉到了相反的方向，即突出政府干預的“凱恩斯模式”。



90年代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日增和中央財政的捉襟見肘，在1993年，政府出臺了財稅體制改革，改變了以往財稅分配中地方政府占大頭，中央政府占小頭的格局，從此大多數財稅收入歸中央政府所有，中央可支配的經濟資源大大增加，獲得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物質基礎。…

【編者按】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在柏林訪學期間，應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邀請，為留德學人所做講座的文字整理稿。講座於2015年11月15日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本文由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根據講座記錄整理，並授權愛思想網發布，轉載須取得授權。

一、什麽是“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中國經濟因為長期高增速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沖擊，中國政府於2008年啟動了“四萬億計劃”。在這項計劃的刺激下，中國在全世界的普遍經濟衰退中“風景這邊獨好”，並且起到了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作用。在西方觀察者眼中，這種有別於印度自由經濟模式，又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中國模式”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成績。…

六、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

一帶一路建設主要面臨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兩大挑戰。…

        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建成穩定的存身空間，《獨唱團》第一輯雖有150萬非盜版的銷量，第二輯卻被迫銷毀，無限期停刊。它不得不這裏那裏、四處遊擊。在這個縫隙和陷阱犬牙交錯、極易互換的世界裏，借力者很難不被借力，它的具體面目，從文本內容到流通方式，也就經常是變動不定、曖昧多色。例如其目前的代表作家之一韓寒，本以小說起家，現在卻更多拿混雜了時評和散文的博客文字對讀者說話。2010年9月，他的長篇新作《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心》的單行本上架，居然推出100本限量版，每本售價998元，附送1支10克重的細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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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2009年第5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對道德的解釋是：道德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請您談談道德在人類社會當中的作用和標準是什麽？

蕭默：這種像你剛才講的詞典上的解釋基本上都是語義學上的，就是最簡單的意義，語言文字上的意義的，更深的層次的東西詞典上可能解決不了。我覺得道德就是區別善和惡的。其實很簡單，什麽是善、什麽是惡，或者是什麽允許做的，什麽是不允許做的。就這麽一個標準問題，標準不同道德也就不同。我聽說“盜亦有道”，還聽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道德的標準就不一樣，這是值得探討的。

楊：您是怎麽理解“知識分子”這四個字的呢？…

三…

四

國際上某些勢力熱衷於武器和霸權，為消滅地上的所多瑪和蛾摩拉，使“硫磺與火”從天而降（《舊約•創世記》19:24）。古義為此絕望，並像創世紀中的亞伯拉罕那樣產生疑問：世界最高的仲裁公正嗎？這也許是他與基督教保持距離的一個原因。亞伯拉罕最終向上帝的絕對權威屈服了，古義依然透過一雙淚眼獨自尋尋覓覓。他“沒有信仰”可能還另有道理。那是古義和他的創造者身上帶有中國和日本文化特色的隱衷——對某些情況下自殺行為的認可。…

無論其本事若何，到詩人寫作《綺懷》時，當年的戀人已嫁為人婦且有子嗣，他只有纏綿而無望地追憶少年時代這段不可明言的初戀，於是李商隱風格綺旎而又旨趣隱晦的《無題》自然地成了他仿效的範本。正如舊日注家所指出的，“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奧博，性愛風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紆回，寄其恨而晦其跡者”(20)。黃仲則的初戀雖不便明言，卻也無須故作隱諱，事實上《綺懷》的題旨是相當清楚的，一個個記憶的片段包括與情人的初識、幽會的歡愛，離別與重逢的悵恨，連綴起對往事的追懷。除了情人的名姓被隱去，所有的情節都像是自敘傳，因此它全然放棄《無題》的象征傾向，而集中摹仿其語詞和修辭，然後是取意和構思。…

一、互文性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般特征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又譯作“本文間性”，這個術語從它誕生以來就一直是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在不同批評家的著作里被給予不同的定義、賦予不同的意義，甚至因範圍的不斷擴大、所產生的命題日益增多而被指責為大而無當的理論神話。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樂於使用這個概念，因為它“囊括了文學作品之間互相交錯、彼此依賴的若干表現形式”①，使文學寫作中的引用(citation)、暗示(allusion)、參考(référence)、仿作(pastich)、戲擬(parodie)、剽竊(plagiat)及各種方式的照搬套用有了概括其本質和統一性的理論視角。根據法國學者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一書對互文性理論的源流、學說及其批評實踐的梳理，筆者認為索萊爾斯(Philippe…

互文性可以理解為作品之間的對話，古人、今人與來者的對話。它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一張強權之網或純語言七寶樓台，反之，它建基於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歷史的維度，又不乏作者個人的主體特色。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別了！我的書》（2005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者早年就讀於東京大學法文系，他的小說創作深受歐美文學的影響，往往有互文性的特征。但是大江在自己與外國作家、作品的對話中又保持了一種可貴的獨立性。

一…

英國小說家 D.H.勞倫斯也是一位難得一見的批評大家，他的《經典美國文學論》是美國文學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該書導論“地之靈” (The Spirit of the Place)中，勞倫斯寫道：

每一個大陸都有它自己偉大的地之靈。每一個民族都被某一個特定的地域所吸引，這就是家鄉和祖國。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點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學氣體，與不同的恒星結成特殊的關系……。但是地之靈確是一個偉大的現實。尼羅河流域不僅出產谷物，還造就了埃及國土上那了不起的宗教。中國造就了一切中國人，將來也還是這樣。但舊金山的中國人遲早會不成其為中國人，因為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會熔化他們。

最後一句話並無侮辱之意，亦非過分之言。克雷夫科爾早在《一個美國農民來信》(1782)…

二

當我們關注作者如何引用艾略特的時候，我們還必須考慮什麼沒有被引用。沒有出現的詩行對我們討論這部小說的互文性以及背後的文化差異恐怕同樣重要。大江一方面深深為艾略特的詩作所吸引，一方面又對艾略特的某些傾向有所防範、戒懼，因此小說的互文性還體現了作者主動的選擇和復雜的意圖。緊隨前面所引的“黑暗”詩行的是艾略特作為一位基督教徒發出的肯定之聲。大江有意與表示宗教信仰的文字保持距離，小心規避了以下兩行詩。尊貴顯赫的人物都進入黑暗，但是：

 我對我的靈魂說，靜下來，讓黑暗降臨在你的身上

 這準是上帝的黑暗⑦(the darkness of…

這首樂曲在二胡創作上也是非常大膽的。作品有兩個主題，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都不是非常二胡傳統化的，而是具有當時西方音樂、或者說城市的一些軍樂的感覺。比如第一主題中大量的頓音與符點音符進行，第二段雖然是很抒情的，可是你一聽，也是明顯的外來的因素比較多的，這個作品也表現了他創作上的進一步成熟。…

趙憲章：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內容提要】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但是語言並非文學的全部，這一觀念使文學和圖像的關系研究成為可能，而“語－圖”關系則是其中的關鍵。“一體”、“分體”與“合體”是語圖關系的三大歷史體態；與此相應，“以圖言說”、“語圖互仿”和“語圖互文”是其各自的特點，其中包含並可能引出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命題。特別是“語象”和“圖像”的關系，作為語圖之間的“統覺共享”，當是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的平台。只有這些深入的學理分析，而不是止於情緒表達和表態，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困惑才有可能自然釋解。

 【關 鍵 詞】文學/圖像語言/語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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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了這一問題，就可以談論我們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即被文化研究所反覆論及的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問題。文化研究較早、較集中提出這一問題是其學術敏感的表現，但是僅僅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層面難免空泛，更難在語言和圖像關系的技術層面提出任何建設性的理論並解決具體問題。於是，如何將這一問題從文化研究的“宏大理論”落實到具體的“文學理論”，應當是將這一研究繼續向縱深推進的關鍵。這並不是說我們的文學理論尚未涉及這一問題，而是說關於這一問題的闡發遠未觸及文學和圖像關系的根本，宏觀的、情緒性的和表態性的論述仍然是這一話題的主流，學理層面的深度闡發仍然顯得相當薄弱，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學術調查。

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盡管是一個非常現實而緊迫的問題，但是，關於這一問題的學術調查還應該首先從歷史出發，即在語言和圖像的關系史中發現其中的蛛絲馬跡。只有這樣，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才有可能是一個真問題，才有探討的價值並具備充分的學術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