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憲章：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內容提要】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但是語言並非文學的全部，這一觀念使文學和圖像的關系研究成為可能，而“語－圖”關系則是其中的關鍵。“一體”、“分體”與“合體”是語圖關系的三大歷史體態；與此相應，“以圖言說”、“語圖互仿”和“語圖互文”是其各自的特點，其中包含並可能引出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命題。特別是“語象”和“圖像”的關系，作為語圖之間的“統覺共享”，當是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的平台。只有這些深入的學理分析，而不是止於情緒表達和表態，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困惑才有可能自然釋解。

 【關 鍵 詞】文學/圖像語言/語象

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之可能

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問題是當下學界十分關切的問題，也是學術熱點之一，特別是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早已被翻炒得炙手可熱。但是，統觀有關論述，無非是“狼來了”之類的老調，情緒性的表達多於學理探討；即使持肯定意見或不以為然者，大多也停留在表態式的價值判斷，鮮有學理層面的深度闡發。究其原因，沒有對研究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展開先驗反思是其重要方面。這是長期以來我們提出和探討學術問題的習慣——盡管康德關於“認識之可能”的追問已為學界所熟知，但是一旦進入自己的語境仍然我行我素，學術提問的自我置疑規則並未普遍踐行。

 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問題說到底是文學和圖像的關系問題。文學和圖像的關系問題是否屬於一個“真問題”，是否可能進入我們的學術話語，並非全由這一問題的現實緊迫性所決定，也不是因為前人多有涉及便不言自明，而是學理邏輯使然。對於這一問題的歷史反省將有助於明確我們在當下的言說立場和可靠的邏輯起點。而對於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之可能明確表示否定意見的當屬美籍學者雷納•韋勒克。

韋勒克最著名的理論之一是將文學研究劃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自從他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於1984年被譯為中文之後，這種劃分曾在我國文學理論界激起不少批評。批評意見認為，文學的所謂“內部”和“外部”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機械地劃分為“內”“外”兩部分割裂了文學和文學研究的有機整體性。這種批評意見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在批評的背後卻可能另有隱情，那就是韋氏的劃分帶有明顯的褒貶傾向，對於被他劃為“外部研究”的“思想史”和“社會學”等方法，顯然是一種“學術歧視”；而追尋文學的“思想主題”和“社會性”又是我國文學研究的傳統和興奮點，於是戳到了自己的痛處，貶抑了我們的主流話語，引起中國學界的憤怒也就在所難免。可惜，這種批評意見並未反思自己長期堅持的“主題學”方法恰恰是建立在“內”“外”二分的基礎之上的，黑格爾的“內容與形式”長期以來就是我們文學研究的基本範疇。

 如果將目光回溯到此前的俄國形式主義，我們就會發現，韋氏的劃分確實是文學觀念的退步。在前者那裏，黑格爾關於“內容與形式”的劃分已被否定，文學本身就被定義為“形式”，是一種蘊涵著“內容”的“語言形式”。可能是“矯枉過正”使然，“俄國形式主義”之後的“新批評”為了進一步凸現“形式”的意義，將文本之外的文學研究，包括思想史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等研究方法一概斥之為“外部”，甚至將文學和其他藝術關系的研究也排除在“內部”之外，其中包括文學和美術的關系研究，著實令人難以接受和匪夷所思。

韋勒克認為，文學與美術的關系研究“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平行對照”，所謂“詩如畫”、“雕刻似的”之類術語只是一個“朦朧的暗喻”，意謂詩歌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傳達類似繪畫或雕刻的效果，“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詩中的清冷和接觸大理石的感覺，或者和從白色聯想到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詩中的寧靜與雕刻中的寧靜也是完全不同的”①。這一觀點顯然源自英美“新批評”的“語言本體論”，即把作家意圖和讀者反應等統統貶斥為文學的“外部”，只有文學的語言文本才是文學本身（“內部”）。另一方面，韋氏又沒有全盤否定文學和其他藝術之間的聯系，因為這種聯系顯而易見和人所共知。既然這樣，他為什麽斷定研究二者的關系“毫無價值”呢？韋氏解釋說只是因為找不到“各種藝術可以進行比較的共同的因素”，“沒有進行各種藝術間比較的任何工具”②，所以它們之間的比較研究才是不可能的。這就使韋勒克不得不陷入自己所設置的矛盾：文學和其他藝術的聯系是存在的，但是研究二者的關系又是“毫無價值”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不可能”的原因，只是由於找不到它們之間的“共同因素”，因而也就不存在比較二者的“任何工具”。

韋勒克的自相矛盾不是偶然的，說到底是他將“語言本體論”推向了極端，從而陷進了“語言唯一論”的泥沼。文學的語言本體論可以追溯到亞裏士多德，他用“媒介”的標尺劃分不同的藝術類型，並由此展開了他的全部詩學研究，從而最早確立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一觀念。但是，如果將這一論斷再向前推進一步，像韋勒克等“新批評”那樣認為語言文本就是文學的全部，那就大錯特錯了。“語言唯一論”必然導致韋勒克不可能在不同藝術類型之間找到共同的媒介，因為正是“媒介”的不同才使各種藝術之間有了區別，構成了藝術的“種差”。③ 就此而言，韋勒克找不到文學和美術之間的“共同點”和比較的“工具”也就在所難免，他將文學和其他藝術的比較研究貶抑為“外部研究”也就自然而然了。

從歷史上看，關於“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的界定毫無疑問是一個共識，無論後人或國人如何變幻文學的定義或將其意識形態化，都沒能徹底顛覆這一樸素的表達，即使那些堅持文學意識形態本質論的學者也很難丟棄這張金字招牌；更重要的是，大凡將語言作為文學之本體存在的文學研究，都在文論史上留下了貨真價實的遺產；反之，僅僅將文學作為非文學的言說工具，大多隨著時代語境的變遷而遠離文學而去。但是，將語言作為文學的本體存在不等於將其作為文學的全部，作家、讀者、社會、心理等都有可能對文學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進而浸入文學文本並改變著文學的本體存在，恰如阿布拉姆斯所精心勾畫的“藝術批評坐標系”④，就比較客觀地展示了文學的語言文本（作品）和其外部因素的多維聯系。如果說被“新批評”絕對化了的語言本體論在20世紀上半葉還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話（相對浪漫主義批評而言），那麽，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思想觀念和科學技術等眾多“外部”因素對文學媒介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韋勒克的文學觀已經遠遠不能解釋當下的文學現實。丹托的“藝術界”和迪基的“體制”理論就是對阿布拉姆斯“坐標系”的進一步擴展，“藝術”成了那些足以代表藝術世界的權威賦予待認定對象的一套“觀念”，所謂“作品”已經延展到它的全部外在語境及其“相關性”，包括文學的“觀念”在內。盡管這類“先鋒”理論主要是針對“先鋒藝術”的，但卻有著廣泛的普適性，說明“文學”已經不僅僅被作為“作品”，同時也被作為“觀念”、“體制”、“活動”等覆雜外因而被認定，新批評的“語言文本唯一論”也就失去了當年的現實性及其存在的理由。⑤

如果走出韋勒克和新批評的怪圈，我們就會發現，將文學和其他藝術進行比較的“共同點”和“工具”並非不存在，這當然不是韋氏所要尋找的用以劃分藝術類型的“媒介”，而是存在於作家、讀者和文本三者之間的“統覺”。⑥“統覺”存在於作家和讀者的頭腦中，屬於“觀念”，但其存在本身又是“媒介”的映射物，是審美主體面對“白紙黑字”並由它喚起的統覺聯想，也是一種“虛擬的空間”。不同的媒介決定了不同的藝術種類，它們在物理世界的置換幾無可能；但是，卻能通過聯想和“統覺”實現互文共享，從而使不同藝術之間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