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素材庫和作者

我在近年來發展了一種「素材庫與合成文本」的理論模型用以分析《詩經》的詩篇，並不將之視為各自獨立的詩歌系列，而是從「素材庫」中綴合而成的選集：那些叢聚的詩篇彼此有著直接的聯系，本質上是化身於諸多變體中的同一首詩。這一模型淡化了獨立作者的概念，而是假設存在著某些與特定成套的詩歌表達聯系在一起的詩歌主題，它們可以被靈活地實現於不斷更新的或書寫或口頭的變體之中。這樣一種詩歌概念在個別文本的層面上是不穩定的，但它在素材庫的層面上，抑或是這些個別文本所取材自的材料集合體的意義上，則大體是穩定的。結果是，隨著文本材料以模塊化的形式流動，形成了諸多彼此相似但不一致的相互關聯的詩歌。

這樣一種關於古代詩歌創編的模型並非罕事。在中世紀歐洲的詩學傳統中，這一存在於詩歌層面的不穩定性在保羅·祖姆托的術語中被稱為，而在伯納德·瑟奎裡尼的術語中則被稱為variance，兩者分別對應口頭和書寫的創編不穩定性。重要的是，這裡並不存在作為一種控制性因素的「作者功能」來作用於文本的解釋以及穩定性。對於從「詩歌材料」和「素材庫」中以不斷更新的具體實現形式而產生的詩歌來說，任何一種回溯性地「重構」或是「發現」一位特定作者或是歷史上特定創作時刻的努力，都是在概念上被誤導的，也是具有人為局限性的。宇文所安在以這兩個術語來概念化中古早期中國詩歌的互文性時，還提出了「同一之詩」的說法，即一種文本庫，其中的單個文本僅僅是「有可能被創編出的許多潛在詩歌中的一種單個的實現形式」，它屬於「一個單一的連續體，而不是一個包含著或被經典化或被忽視的文本的集合。它自有其重復出現的主題，相對穩定的段落和句法，以及生成的程序」。

在重新思考存於多種文類的中國古代詩歌的性質時，采用這一變化有度的詩歌流動性的解釋模型是卓有成效的。它將我們從有著極為明顯虛構性的作者歸屬中解放出來；它也免除了去創制年表、等級序列和線性直接引用關系的必要；它解釋了密集的互文聯系以及模件化的文本「建築模塊」如何在早期中國書寫中輕易移動於不同的文本實例之間；它還將詩歌文本置於詩歌流通、表演和變異的社會實踐語境之中。最後，同時也是與當前的分析相關的，我們看到「屈原史詩」中這種詩歌表達的分散性質，與「文化記憶」的集體性維度互相印證：西漢意義上的屈原不是某個具體文本建構的結果，而是對某些被共享的當代意識的回應。

不過，有必要在早期中國語境中對這一「文本間性/互文性」概念作更具體的說明。杜恆已將《楚辭》中一批較早的互相聯系的核心文本群與一些較晚的模擬篇章區分開來，這一做法某種程度跟從了霍克斯及其他一些前人學者。在杜恆的解讀中，後者以詩篇形式被分散，並承擔了副文本的功能。這尤其體現在《卜居》和《漁父》，兩者都命名和定義了屈原的人物形象，標記了他的死亡，並由此完成了對歸於他名下的一組經典的閉合。正是在這一文本閉合完成之後，所有接受、引用、注解或是擬作才得以可能。至少在某些較早的《楚辭》選集版本中，《離騷》被視為屈原的唯一作品，一部被「傳」所附麗的「經」；作為這種早期理解的遺留，「離騷經」這一標題在東漢的王逸注解中存續，但其具體含義已不為人所知。盡管千年以來的大部分學者仍然接受屈原之於《離騷》的作者身份，從而將此文本作為一首單一獨立的詩歌，我本人的分析卻將引向一種更顛覆傳統的對於楚辭之「核心」的後結構主義式解讀，茱莉亞·克裡絲蒂娃、羅蘭·巴特和麗奈特·拉赫曼共同構成了這種後結構主義的譜系，而他們均可上溯於巴赫金。我的解讀模式將表明，「屈原史詩」的形成乃是出於一種合成文本、文本素材庫和「文化記憶」之間的互文性，這種互文性在《離騷》和其他文本之間，以及《離騷》自身之中都發揮著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