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其本事若何，到詩人寫作《綺懷》時，當年的戀人已嫁為人婦且有子嗣，他只有纏綿而無望地追憶少年時代這段不可明言的初戀，於是李商隱風格綺旎而又旨趣隱晦的《無題》自然地成了他仿效的範本。正如舊日注家所指出的，“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奧博，性愛風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紆回，寄其恨而晦其跡者”(20)。黃仲則的初戀雖不便明言，卻也無須故作隱諱，事實上《綺懷》的題旨是相當清楚的，一個個記憶的片段包括與情人的初識、幽會的歡愛，離別與重逢的悵恨，連綴起對往事的追懷。除了情人的名姓被隱去，所有的情節都像是自敘傳，因此它全然放棄《無題》的象征傾向，而集中摹仿其語詞和修辭，然後是取意和構思。

 首先我們看一個純粹在語詞層面因襲李商隱詩的例子，那就是《綺懷》第三首：“旋旋長廊繡石苔，顫提魚鑰記潛來。闌前罽藉烏龍臥，井畔絲牽玉虎回。端正容成猶斂照，消沈意可漸凝灰。來從花底春寒峭，可借梨雲半枕偎。”本章追憶與情人幽會的情景。第四句的“烏龍臥”用《搜神後記》所載晉代張然的故事。張然有狗名烏龍，其妻與家奴私通，想謀殺張然。關鍵時刻，烏龍咬傷家奴，救了主人。這個故事雖與幽會有關，但用以比擬詩人的密約幽歡，終究不貼合兩人的身份。黃景仁所以用“烏龍”之典，應是源於李商隱《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玉溪生詩集箋注》卷一)的先例：“遙知小閣還斜照，羨煞烏龍臥錦茵。”同樣的，“玉虎”句也是脫胎於李商隱《無題》(同上，卷二)“金蟾嚙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一聯，可作為一個旁證。黃景仁《綺懷》確實常從李商隱詩中借用詞語，最典型的是第十五首：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墻入望遙。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次句“銀漢紅墻”明顯是因襲李商隱《代應》(同上，卷三)“本來銀漢是紅墻，隔得盧家白玉堂”一聯，原詩的比喻表現換成寫實，平添一層幽艷絕俗的浪漫色彩。花下吹簫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蕭史、弄玉的故事，但筆者卻認為此句的取境脫胎於李商隱《銀河吹笙》(同上)“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一聯。如果說“銀漢紅墻”還是“偷語”的話，那麼這就屬於“偷勢”了。而頷聯兩句又可以說是“偷意”，不是麼？上句是從李商隱《無題》(同上，卷一)“昨夜星辰昨夜風”化出而反用其意，下句暗用李商隱《涼思》(同上，卷三)“永懷當此節，倚立自移時”之意，又脫化姜夔所造而經高啟襲用出名的“滿身風露立多時”之語(21)，遂成語意雙絕的不朽名句，一個懷著絕望的癡情追憶刻骨銘心的初戀的詩人形象也呼之欲出。後來讀者無不激賞這一聯，包括同時代的名詩人洪北江、楊荔裳。兩句語淺情深，纏綿中又有著香奩體難以企及的天然渾成(22)，說不出的悱惻動人。頸聯的取意則借助於李商隱另一首《無題》(同上，卷二)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而更錘煉其修辭的表現力。李句譬喻雖奇警，但僅著眼於展示結局；而黃句在強化結果的直觀性呈現的同時，更補充表現了內心情感的纏綿和一次次經受創傷的過程，使兩個比喻更具有視覺的刺激性，從而更強烈地傳達內心的創痛。這已不能說是簡單的摹仿了，而應該說是高度藝術性的改造，是對原有修辭之表現力的大幅度提升。明代謝榛曾說：“作詩最忌蹈襲，若語工字簡，勝於古人，所謂‘化陳腐為新奇’是也。”(23)黃景仁《綺懷》對李商隱詩作的摹仿，正是這方面的一個成功範例。

 稍加?繹就會發現，黃景仁對李商隱的摹仿很少停留在語詞上，而主要是借助語詞進入構思的層面。因而理清其間的互文性，對於《綺懷》的解讀就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比如第七首寫道：

 自送雲軿別玉容，泥愁如夢未惺忪。仙人北燭空凝盼，太歲東方已絕蹤。檢點相思灰一寸，拋離密約錦千重。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

 此詩第五、七句也與李商隱《無題》有關，這次是取《無題四首》(同上，卷二)其二“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和其一“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兩聯。不同的是，這里既不是借鑒，也不是改造李商隱的藝術表現，而是用李商隱的藝術表現為引子，發展出一個新的藝術表現，就像音樂家以前人作品的一個樂句為動機發展出一個樂段，前人謂之“出處”(24)。這乃是構思層面的匠心，取什麼內容和朝什麼方向發展，都有多樣的可能性。比如“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是在肯定“蓬山遠”的前提下立論，強調即使不遠也阻隔難逢；若取另一首《無題》(《玉溪生詩集箋注》卷二)的“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就會發展為別一種意思了。確實，一個動機在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手上可能有許多種發展，正向、側向、反向，一般來說正向肯定少於後二者，因為從獨創性的角度著眼，詩家總是偏愛“翻案”的。且看《綺懷》第十六首：

 露檻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當遊仙。有情皓月憐孤影，無賴閑花照獨眠。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人情莫不喜少惡老，所以格外留戀光陰，恨不得時間永駐。李商隱有《謁山》(同上)雲“從來系日乏長繩，水去雲回恨不勝”，又有兩首《樂遊原》一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言“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陽更向東”，無不感嘆時光飛逝，不可逆轉。但是黃景仁因情場失意，半生的體驗只歸結為一個“愁”字，於是陡然生發奇想，只希望時光盡快流逝。這是何等絕望的念頭，難怪後人要說“真古之傷心人語也”(25)！其實此意也並非前人未發，李益《同崔邠登鸛雀樓》(《全唐詩》卷二八三)雲“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為長”，應該說已導夫先路。不過黃景仁此句的動機是羲和，很像是從李商隱句引申出來的。如果這種推測不算荒謬的話，羲和禦日在此就不是像典故那樣被引用，而是作為一個話題被插入的——用法國小說家阿拉貢的說法就是“粘貼”，由此發展出一個主題。

 阿拉貢在《粘貼》一文中曾說過：“如果說我喜歡粘貼一詞勝過引用，那是因為當我把別人的、已經成型的思考引入我寫的作品里，它的價值不在於反映，而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和決定性的步驟，目的是推出我的出發點：它在我是出發點，在別人卻是目的地。”(26)文本中某些互文性段落的插入，不是出於摹仿的沖動，也不應該從摹仿的意義上去理解，它們其實是有助於作者“發興”的功能性構件。如果說有些引證式的用典確實是抒情言志的終點的話，那麼這種“粘貼”則成為驅動詩思的動機。

文學史上的擬古或摹仿歷來就是缺乏獨創性的同義詞，很少得到正面的評價。看了上面列舉的黃景仁《綺懷》摹仿李商隱《無題》的例子，我們或許有必要重新認識摹仿的文學意義，並從互文性的角度來理解文學文本構成的某種特殊要求吧？就拿“檢點相思灰一寸”來說，雖然明顯是本自李商隱句，但嚴格地說已不是摹仿而是用經過壓縮的語碼來替代一個經典表現。“相思灰一寸”意味著“相思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所包含的令人失望的結局以及作者的絕望之情，如果不知道它出自李商隱詩，我們就不能理解黃景仁這句詩的涵義。這就是互文性理論所要揭示的問題：文本可以通過吸收其他文本來實現意義的增殖。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家無不善於利用文本的這一特性，而文本的文學意味也往往就在這不同文本的關系之中。明白了這一點，對文學史上的因襲或文本間的相似就不能簡單地以“摹仿”二字概之，而首先應該從互文性的立場去審視其間意義的實現與增殖。 三、古典詩歌文本的隱性互文——避

 正如前文所述，互文性不只產生於有意的摹仿或無意的相似，有意識的回避也應該是一種互文，它以另一種形式建立了文本間的關系。要證明這一點是不難的，我們只要讀一讀某些風景名勝比如黃鶴樓、岳陽樓之類的歷代題詠之作，就會發現它們與崔顥《黃鶴樓》、杜甫《登岳陽樓》的關系明顯可分為兩類，一類帶有模仿二詩的痕跡，另一類絲毫不見與二詩的關聯。顯然，任何一個登臨題詩或擬作此題的作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崔顥、杜甫的名作，但由於寫作觀念不同，就出現上面擬和避的兩種結果。古人為避免構思雷同而采用的所謂“翻案”法，也經常導致對經典作品的規避。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曾舉歷代詠王昭君詩為例說明這一點，雖然他本人持“詩貴入情，不須立異”的看法，但所舉的詩例恰好顯示，“後人欲求勝古人”，是如何別出心裁地標新立異，甚至“愈不如古”也在所不辭(27)。

 筆者曾研究王士禛的生平事跡，注意到他的《蜀道集》作為宋詩風潮下的一個成功範例，贏得同時名詩人的交口稱讚，在當時產生很大反響(28)。後來他的門生、友人乃至後代詩人踏上同樣的旅程，都會閱讀或想到《蜀道集》中的作品(29)。如王士禛門人陳奕禧《出故關奉和王阮亭夫子》(《虞州集》卷一)就有“憶得蕭蕭風雨句，使星曾到益州來”之句，自注：“夫子蜀道經此，有‘風雨蕭蕭出故關’之句。”《獲鹿館舍見王新城夫子蜀道題壁詩書其後》(同上，卷二)亦雲：“風流文采是吾師，《蜀道》吟成世少知。只為新城王殿讀，故關南北不題詩。”此所謂“世少知”乃是感嘆《蜀道集》在社會上影響不大，其實當時詩壇是不乏知音的。後來陳奕禧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轉餉使成都，又在詩文里記述了沿途所見王漁洋題壁或《蜀道集》題詠之處。如十月六日宿黃壩驛，有《讀阮亭夫子黃壩驛短歌作》(同上，卷五)雲：“鄉關回首四千里，縱有辛苦誰告汝。新城洄水崖中詩，伏讀一過最淒楚。除非親身歷邛僰，說與傍人曉不得。新城奉使尚如此，況我轉餉遭逼側。重林密雨陰峰遮，真狎猛虎友毒蛇。丈夫平時遠妻子，患難忽然思我家。人生有情不可道，西上青天幾時到？峽中水聲暮更哀，馬上歌成神已耗。”(30)自古相傳蜀道難，王士禛以典試出使，猶且感到路途艱難，陳奕禧轉輸糧餉就更不用說了。

 但蜀道之難還不是它入詩的主要理由，蜀道之吸引詩人，首先在於它豐富的地形地貌，“獨蜀之為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並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荊逾揚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至閱其十而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31)；其次則是悠久的人文傳統，“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32)。因此蜀道之行，對那些“遊宦京師，所為歌詩大半宴會酬答，而無山川風物足以發其壯思”的台閣詩人來說(33)，正是施展才能的一個絕好機會。王士禛《蜀道集》的出名，無形中更使蜀道成為詩家的一個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