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後一階段——“凱恩斯模式”

如前所述，在前一段的“亞當斯密模式”下，從1978年到1993年，國家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從最初的40％不斷下降。這一政府收縮，民間擴張的走向從1993年起逐漸停滯並最終轉到了相反的方向，即突出政府干預的“凱恩斯模式”。

90年代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日增和中央財政的捉襟見肘，在1993年，政府出臺了財稅體制改革，改變了以往財稅分配中地方政府占大頭，中央政府占小頭的格局，從此大多數財稅收入歸中央政府所有，中央可支配的經濟資源大大增加，獲得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物質基礎。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政府為救市施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從此，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舉動越來越大。2008年，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為了應對市場需求的下降和資金鏈短缺的危機，中央政府出臺了著名的“四萬億”。憑借這龐大投資的刺激，經濟的下滑趨勢一度得到遏制。

這種做法，靠的是（政府）投入資源來提供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由之前的“亞當斯密模式”轉化為“凱恩斯模式”。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活動範圍被大大擠壓，經濟增長對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經濟學上的凱恩斯主義也在中國大行其道。由於經濟危機裏中國的表現舉世矚目，所以這種凱恩斯模式比早年的斯密模式獲得了更大的關注，許多西方論者也很自然地從它出發來理解和論說中國模式。

從此開始，“凱恩斯模式”固有的不良特性也進入了中國經濟的肌體，其負面影響日益顯現，現在我們遭遇的很多經濟問題都肇始於此。首先，以資源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具有不可持續性。再大再強勢的政府，它的資源投入能力也是有極限的，它不可能無限度地發鈔票，也不能無止境地借債。其次，即便政府可以無限投入資源，也會碰到一堵無形之墻，即經濟學上所說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資本投入越多，收益率會逐漸降低，最終降至零。現在中國企業普遍遇到的問題是，之前投的太多，收益率已經低到再投資也驅動不了發展的境地。

過度投資還引發或者加劇了諸多行業的產能過剩，即供給大大超過需求，一方面市場絕對價格下降，另一方面由於“成本剛性”（比如受勞動法約束不能降低職員工資），企業成本又無法相應地較少，這導致企業利潤率降低和虧損，最終只能選擇減產甚至停產。現在大家只要在企業密集的珠三角和長三角走走，就能看到大量企業閉門停業或者干脆倒閉。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來，政府投資即便短期內能取得刺激經濟的效果，但在一定時段後，也會由於“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而逐漸喪失作用。由於這個原因，“凱恩斯模式”注定是難以持續的。

“四萬億”的另一後遺癥是政府的高負債。“四萬億”只是一個名稱，實際數額其實不止四萬億，如果加上銀行信貸，規模約有十萬億。這麽一筆巨額投資，政府自己也拿不出來。錢從哪裏來的呢？答案就在於2008年左右興起的“土地財政”，即政府主要通過變現土地資源來增加財政收入。

這又包括兩種方法。其一是直接賣地，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政府用很低的價格從農民集體將土地買來，再在市場上以高價賣出；其二是用土地作為抵押物，向銀行借債。從05年以來，土地出讓收入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份額逐年攀升，2010年已高達70%。在地方政府如此依賴土地收入和房地產市場的背景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即便社會上呼聲震天，國家在房地產市場調控上卻始終畏首畏尾，動作有限，原因就在於，一旦房地產市場變冷，地方政府就有斷炊關門的現實危險。

現在，我們可以指出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個主要風險點。

首先，土地是有限的，政府賣地換錢的做法無異於“寅吃卯糧”。現在可用的土地資源已經大大減少，靠地生財的做法難以為繼。所以說，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是中國經濟的第一個風險點。

其次，政府大量欠債而又還不上，同時意味著銀行將有大筆壞賬。銀行壞賬積累是中國經濟的第二個風險點。

第三，大量土地和資本投入房地產市場，導致過度開發。現在全國各地，除北上廣等地之外，普遍出現了房地產的供過於求。房地產市場的嚴重泡沫是中國經濟的第三個風險點。

上述三者其實是綁在一起的，他們的源頭都是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式。如果不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三種風險是無法根除的。


四、結語


目前中國經濟確實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在思考解決方案之前，我們必須先對中國經濟的嚴峻現實有準確的認識。在這方面，“克強指數”比官方提供的GDP數字更能反映真實情況。而在“克強指數”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近段時間“耗電量”和“鐵路貨運總量”的數據表現都不容樂觀。但是，我們也不必悲觀，中國經濟的潛能依然不可小覷。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善於在危機中發現轉機。歌舞升平人人飽足的時候，沒人想改革。而一旦經濟惡化了，大家的好日子過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識和動力也就逐步積聚，我們離危機的出口和新經濟增長期的入口也就更近了。

要實現經濟復蘇，第一步，需要化解在凱恩斯模式下所積累的種種矛盾和問題，這需要不短的一段時間。其次，必須調治根本，也就是回歸改革開放前半段的“中國模式”—“亞當斯密模式”。收回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解放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充分信任和有效釋放民間潛能，讓民間多出力，讓社會多發揮力量。同時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適當的範圍內以符合經濟規律的方式行動，朝著完善市場機制和明確產權保護的方向不斷改革。只要這樣，我相信，中國經濟列車重回高速軌道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最後，談談讀書問題。當今世界瞬息萬變，資訊信息珠沙混雜，置身於其中，很容易不知何去何從，迷惑仿徨。我勸各位利用好在德求學的寶貴時光，拔身出流俗言行，潛心入經典著作，練成思想上的分析能力，鑄就心靈中的“定海神針”。有了這份積累，以後出來任事，自然會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定力和智慧，任爾世間東西南北潮，都能為自己打造一片安身立命的穩固基地。

整理人：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龍睿、陳思宇、王琦（愛思想網站 2015-12-31）